一座铭刻在大同人民心中的历史丰碑

    六十年前的5月1日，是一个永远铭刻在大同人民心中的日子。这天，笼罩在古城上空的战争乌云悄然退去，两军对峙、剑拔弩张的气氛被欢乐和喜庆替代。国民党大同守军在总指挥于镇河的率领下，放下武器，开赴城外指定地点，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整编；人民解放军以胜利之师、正义之师、和平之师的雄姿开进大同四关、四门以及围城工事，正式接防……古城沸腾了。经受过战乱之苦的人们一扫往日的压抑，欣喜若狂地涌向街头，夹道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百姓们奔走相告——大同解放了！大同和平解放了！从此，这沸腾的一刻成为大同人民心中的永恒。为了这一刻，无数革命先辈们艰辛努力，不惜牺牲，才使百姓免遭涂炭；为了这一刻，广大志士仁人不计前嫌、高瞻远瞩，化干戈为玉帛，才使大同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得以完整保护。
    六十年转瞬即逝，在举国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全市人民庆祝大同和平解放6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为了人们不忘记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缅怀革命前辈的光辉业绩，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让我们再一次揭开那尘封已久的历史，走进那金戈铁马、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的岁月——
    时间追溯到194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指示精神，大同地区的解放区军民展开了全面反攻。解放区的面积迅速扩大，到1948年5月，雁北13县全部解放，只剩下阎锡山在山西北部统治的顽固堡垒——大同。时间进入到1948年年底，为了解放全雁北，把晋绥、晋察冀解放区连成一片，加快中国革命的进程，配合平津战役的胜利实施，我人民解放军晋察冀、晋绥部队遵奉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挥师塞上，进围大同。此时，国民党第十八兵团副总司令兼大同城防司令于镇河和国民党阎锡山第十专署专员兼大同城防副司令孟祥祉根据阎锡山的命令，积极备战，加紧构筑防御工事，加宽加深郊外壕堑，增修加固城防碉堡、火力点，准备进行顽固抵抗，决心与古城共存亡。大同城战云密布，一场攻防战即将爆发。战争就意味着这座塞上古城的摧毁，人们不禁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前途担忧，一切有识之士疾呼：不要把古城推向战争的深渊！能否和平解决使古城获得新生？在这危急关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站在历史的高度，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也为了保护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作出了重大的战略抉择：
    围而不打 争取大同和平解放
    1948年底，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中央军委的命令，晋察冀、晋绥万余人马奉命从东西两面挺进大同，把大同包围。纪亭榭旅之七团、十三团、十五团分别布防于大同城的东、北两面，北岳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赖富率领的一团、二团布防于南、西两面，姚喆司令员率领的晋绥部队1个支队布防于城西的云冈方向，骑兵师布防于丰镇、集宁一线，呈大军压境、合围进击之态势。和平解放大同战役的帷幕正式拉开。
    11月29日上午至深夜，解放大同战役第一次会议在小白登指挥部召开。会议由王平司令员主持，各师、旅、军分区主要领导及大同市委书记赵汉参加了会议。会上，王平司令员首先传达了中央军委关于解放大同战役的重要指示；之后，与会同志围绕中央军委关于“对惊弓之鸟，围而不打”的作战意图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王平司令员作了总结。他在概括大家的讨论意见后指出：大同之敌虽处孤立，但其主力并未遭受重大挫折和损失，还算不得强弩之末，目前已摆出一副困兽犹斗的架势，企图凭借高墙、暗堡负隅顽抗。如果强攻，大同数万居民将有重大伤亡，1000多年的名胜古迹也将受到难以预料的损失。同时，也要防止大同守军向绥远、太原方向逃窜。中央关于“围而不打”的指示，是要我们既不使“惊弓之鸟”飞掉，也不要尽早把它“捉”到手。因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遵照军委意图、敌我态势和大家讨论的意见，我们的决心和打法应该是：以政治攻势为主，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动员广大群众，利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敌人内部矛盾以及某些上层关系，动摇其军心，沮丧其士气，瓦解其内部，造成其“四面楚歌”的局面。同时，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把敌人引出来，伺机歼灭其有生力量，挫其锐气，“击其惰归”，使其司令机关成为对下指挥不灵，也无多少兵可指挥的“空”军司令，迫其缴械投降。
    12月初，在王平司令员主持下，再次召开了有军区司、政、后负责人和各师、旅主要领导参加的大同战役工作会议。会上，王平司令员再次重申了既定的作战指导思想和决心，强调下一步在开展政治攻势时，着重做分化瓦解敌军上层的工作。特别提出，各部队和民兵要采取积极行动，千方百计诱敌出城，各个歼灭其有生力量于城外，消耗其实力，打消其西窜绥远的企图，为迫其投降进一步创造条件。同时，提出了加强对敌情报工作要求，彻底摸清敌军兵力部署、火力配置、工事构筑和位置以及兵力变动、实力变化等情况，特别是守军之行动、企图，一定要做到及时、准确、可靠。为此，要乘当前有利形势，积极打入敌人内部，建立情报耳目，从多方面扩大情报来源。
    王平司令员主持召开的这两次会议，是大同解放战役中两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为解放大同做出了重大的战略决策。这就是：以政治攻势为主，政治、军事、城工敌工三管齐下，相互配合，迫敌就范，和平解放大同。
    政策攻心 瓦解国民党守军
    宣传工作是我党我军的优势所在，也是实施和平解放大同战略决策的重要手段。在和平解放大同战役期间，北岳前指与中共大同市委先后发动了3次凌厉的政治攻势。
    1948年12月初，各参战部队和雁同地区广大人民群众，掀起了第一次政治攻势高潮。几天之内，千万张传单和其他宣传品，通过各种途径，在大同市内各要道、军营内外广为张贴、流传。围城部队阵地前沿的“土”广播也昼夜不停地向守军喊话。被我捉放的守军俘虏成了我方的“特邀宣传员”，凌厉的政治攻势像一发发重磅炮弹，在守军营垒中爆炸。据城内传来的情报称：守军营中人心惶惶，议论纷纷。围城部队还统一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做大同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城内居民的思想工作。通过守军的家人、亲属、老乡和同学等关系，开展了写一封信、探一次亲、捎一句话的“三个一”活动和前沿喊话活动。向他们反复宣传全国的形势和对起义投诚军政人员的各种政策等等。出现了父母劝儿子脱离内战，妻子叫丈夫逃出虎口，哥姐劝弟弟弃暗投明的动人场景。同时，不断释放一些守军被俘人员，做现身说法的宣传教育工作。
    1949年1月7日至27日，围城军民对大同孤军再一次掀起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元旦一过，春节将临，大同守军和城内居民粮食殆尽，烧煤奇缺，居民纷纷外逃。城内秩序日趋混乱，盗窃、抢劫、斗殴、火并等屡见不鲜，军心浮动、民怨沸腾。据此，大同市委决定利用春节这个传统节日，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形式，向守城军队大力宣传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宣传解放区人民的蒸蒸日上的美满生活，宣传解放军优待俘虏的一贯政策，并动员守军眷属在城下呼儿唤女地进行对话，有的还把过年的食品用绳索吊上城去。这一强大的政治攻势造成了守城官兵思乡、思逃、思降和不满上层的局面，进一步涣散了守军的军心。一个月内共争取瓦解守军达580余人，其中有几起是以班、排、连为建制单位投诚的。
    2月20日，大同对敌斗争委员会发出了《关于政治攻势中几项具体工作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大同地区各级党政群团在市委的统一领导下，利用我军兵临城下的有利条件，进一步开展了猛烈深入的第三次政治攻势：继续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广泛开展“救命运动”；分别地区情况及群众条件，有步骤地利用、改造和摧毁旧政权；严格封锁大同城；对逃亡者回来后的土地问题，予以合理安置，对有罪恶者，发动群众揭批，并交政府处理；继续发扬广大干部在工作上的热情、积极、主动、勇敢作风，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改进工作作风。
    三次凌厉的政治攻势，充分发挥了我党我军的政治优势，体现了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和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对于大同守军起到了瓦解军心、涣散士气的重要作用，使国民党守军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从而为和平解放大同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氛围。
    加大压力 迫使国民党守军放弃武力
    大军压境是迫使大同守军就范的首要条件，北岳集团军采取了积极调动守军出城，歼灭其有生力量，重点打击大同守军实力派田尚志的作战策略。1949年1月13日，田尚志在我假情报的诱惑下，亲率二七五师一团、二团和保安团七大队、八大队共1800余人，出城进犯城东的三十里铺、王千户、牛家堡一带村庄作突围试探并兼抢粮。围城部队以少量兵力，且打且退；国民党守军为了探我虚实，且试且进，钻入我预先布置好的“口袋”，被纪亭榭旅和雁北军分区部队包围。此战共毙敌304名，俘敌318名，俘敌副团长1名，缴获山炮1门，轻重机枪20余挺，步枪数百支。田尚志率残部狼狈撤回大同城。
    此前，大同守军为了解决城内缺粮的困境，常常伺机出扰，派出部队到四乡抢粮，但屡遭围城部队的痛击。此战后，大同守军虽再不敢轻举妄动，但驻防于大同城内的国民党阎锡山部队除田尚志的二七五师这支主力外，还有蒋世华的炮兵营，徐清霞的辎重营，史相华的雁北支队，张双奎的坦克车队（有12辆坦克），刘元的汽车队（有30余辆汽车），李钦沛的保安二十一团，刘喜连的保安二团，李可栋的保安二十团，周永和的保安十九团，宪兵二十二团，大同保警队，被阎锡山收编的日伪军教导总队和大同军事指挥部之直属工兵连、特务连、骑兵连等，共计约11000余人。而我方围城部队是北岳集团军纪亭榭旅之七团、十三团、十五团，北岳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赖富率领的一团、二团，晋绥部队姚喆司令员率领的1个支队、1个骑兵师等，约有万余人马。这样，在兵力对比上，我方并不占绝对优势。
    鉴于这种军事态势，为了能够成功实现和平解放大同，1949年1月24日，北岳前指司令员王平审时度势，经过深思熟虑后，向华北军区首长聂荣臻、薄一波发出了《对大同斗争的部署与意见》的请示电，建议进一步加大对大同守军的军事压力。请示电的主要内容是：（一）“北平敌和平改编后，大同敌可能依阎匪态度而表示，现我已派人进入大同与于镇河、田尚志谈判，尚无回音，……估计大同守敌有两种可能，一是看阎匪态度……依然固守，二是北平既已解放，大势所趋，在我攻势与争取下，有可能走傅作义道路。”（二）“目前绥蒙部队，全力对付归绥。我们对付大同，如情况变化，力量似乎弱些……我之意见现北平问题解决，一、六分区补训团不东去，六分区两个独立营全部暂来我处。另外是否能从张垣线守备之四个团（独立）中抽调二个团来我处。这样可有把握对付大同情况变化……。”1月27日，北岳前指向华北军区又发出《关于对大同应加大压力的意见》的请示电，提出“对大同必须继续加大压力与努力”、“如其压力大可能变化得快”的意见。
    中央军委和华北军区采纳了北岳前指的意见，进一步加大了对大同守军的军事压力。4月25日，杨成武司令员率华北人民解放军二十兵团由太原会师北上，日夜兼程开赴大同。绥蒙军区第八军二十师、骑兵第一师、骑兵大队，察哈尔军区部队也相继向大同集结，大同守军已成为笼中之鸟、网中之鱼。多路解放军云集大同城下，为大同和平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强化城工 争取国民党军政上层
    “利用敌人麻痹分化”，“先拉后打，打拉结合”是实施和平解放大同战略决策的又一重要手段。当人民解放军完成对大同城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后，摆在大同守军面前的有三条出路：第一是打，第二是走，第三是降。对此，镇守大同的几位主要国民党军政将领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于镇河追随阎锡山多年，对阎锡山一片忠心，根本不愿逃往绥远寄人篱下，因此在行动上准备打，但在思想上并不坚定。二七五师师长田尚志是于镇河保荐提拔为师长的，比较靠拢于镇河，于、田二人掌握军事大权，在大同守军内部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孟祥祉是阎锡山在大同的代理人，他在大同拥有地方实力，十分顽固，发誓要“与大同共存亡”。这三位镇守大同的最高决策者的想法不一致，导致了内部的派系纷争。有鉴于此，华北军区敌工部和雁北地委城联部根据大同战役前指的决策，积极地开展了以争取说服为主的攻心战政策，工作的重点放在于镇河、田尚志身上，争取他们认识时务，放下武器，实现大同和平解放。
    1948年冬，为了加强和协调对大同城的敌工工作，先在北岳一地委，后在大同市委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对敌斗争委员会（大同城工委员会）。对敌斗争委员会由华北军区敌工部敌工科科长叶修直、晋绥军区敌工科科长杨正、（东）大同县委书记康世安、（西）大同县委城工部部长白奇和北岳一地委城联部部长杜钰组成。并由杜钰牵头，协调各方面的工作。为了便于就近领导大同城内的城工、敌工工作，对敌斗争委员会在大同城周围又设立了东、南、西、北四个工作分会。一地委城联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华北军区叶修直带领的40余位工作人员和大同县的县、区、村整个城工、敌工工作统一由对敌斗争委员会和四个工作分会领导。
    大同对敌斗争委员会成立后，加大了城工、地工工作力度，利用亲、朋、故、旧等一切关系，“做好顽伪人员争取工作、派打拉工作及继续深入进行对敌调查研究加以整理”。1948年12月初，围城前沿部队抓获了大同守军二七五师师长田尚志的心腹副官苏克勤，北岳集团军司令员王平、大同市委书记赵汉以军区名义写信通过苏克勤交给于镇河、田尚志，希望他们派更高指挥官来面谈，于、田二人亲来更好，保证其生命安全，如有不便，也可再由苏副官充当信使。1949年1月中旬，田尚志派心腹副官苏克勤出城与解放军初次接触。王平司令员和赵汉书记决定，要不失时机地进一步抓紧做好对于、田二人的争取工作，随即令苏副官回城转告于、田，谈判可以，但须“立即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并将我方写给于、田二人的劝降信交其代转。同时，部队还根据王平司令员的指示，把在三十里铺战斗中俘获的1位副团长释放回去，让他给于镇河、田尚志带信，劝其出城和谈。数日后，又将全部战俘释放回城，促使大同守军思想混乱，军心动摇。
    此间，华北人民解放军兵团司令部敌工部部长王世英派遣被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三十三军军长沈瑞、十九军副参谋长李又唐、十九军副军长秦马冏、隰县专员孙海丞、少将参谋长张西柱5人，在华北军区敌工科科长叶修直和雁北城联部部长杜钰的直接领导下，赴大同城东，分别给于镇河、田尚志及其所属各团长写信，规劝他们“认清形势，放下武器，使大同得以和平解放”。
    2月中旬，市对敌斗争委员会又派李又唐、秦马冏入城，劝说于镇河、孟祥祉及早投诚。李、秦原为于镇河任十九军军长时的部下，两人携带华北军区信件秘密潜入城内，面呈于镇河。3月初，沈瑞、孙海丞、张西柱和原国民党察哈尔省保安副司令、于镇河的侄子于鸿儒亦被派入城内做于、田的规劝工作。3月中旬，于润仓（于镇河之子）、孟祥祉、王达山、刘仪亭、张遒臣等7人经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戎子和介绍被派入城，做于镇河、孟祥祉的规劝工作。于润仓将戎子和写的一封亲笔信转交于镇河、孟祥祉，信中规劝于、孟要认清形势，替大同人民着想，替自己前途着想，及早效法傅作义将军和平起义。并向他们提出三条：第一，大同和平起义后军政人员仿照北平方式处理；第二，保证起义人员生命财产安全；第三，保证居住自由。由于戎子和是山西牺盟会的领导人之一，在山西政界很有影响，又同于、孟是老相识，因此他代表共产党写的这封信对于于镇河触动很大。内外交困的劣势加速了大同守军的内部分化。大同军事指挥部参谋长陈泮喜、二七五师师长田尚志、保安二十一团团长李钦沛等大多数官兵逐渐认清了形势，倾向于接受和平谈判。4月初，于镇河派田尚志的秘书唐益川、沈瑞的表弟郑瀛州出城与围城部队正式接触，北岳集团军司令员王平、大同市委书记赵汉接见了他们，并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发动群众 护矿护厂护路
    在我党我军积极努力为和平解放大同创造条件的同时，大同地区的人民群众，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以极大的热情护矿护厂护路，为大同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同解放前夕，大同守军中的顽固派，在固守不成、逃跑不得的情况下，企图破坏大同的厂矿企业。大同城内的地下党组织，根据前指和中共大同市委的指示，发动和领导大同工人掀起了爱国护厂的英勇斗争。已经获得解放的大同口泉矿区的矿工们组织起了纠察队、武工队，昼夜巡逻，保护矿山。大同发电厂工人，为了保护人民财产，相互约定：身不离机器，机器不离人，英勇护厂，把机器完整地保护了下来。大同铁路工人，对敌人的阴谋破坏，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机务段的10余名工人将水管积水全部排出，取出零件及其他小型机器，分别埋藏保管；技术室的工人将修理机器所需的工具全部坚壁起来。4月28日，市内秩序一片混乱，为了防止敌军和流氓趁火打劫，破坏机器，工人们又自动组织起来轮流站岗，监视敌人的抢掠破坏。
    在中共大同市委领导广大工人开展英勇护矿护厂护路的斗争中，大同的爱国师生也积极开展了迎接大同解放的活动。他们上街张贴散发欢迎解放军的标语、传单，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北平的政策。4月的一天，大同师范学校校友刘友茂到四牌楼张贴欢迎解放军的巨幅标语时遭到警察的毒打，全市师生联系同中、女师校友，一连几天袭击警察局，围攻国民党大同领导组。大同领导组组长、城防司令于镇河不得不到各校向师生道歉。
    在我党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一个完整的大同就要回到人民手中。
    和谈成功 国民党守军接受改编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24日凌晨，太原解放。田尚志召集其所属3个团长开会，决定向围城部队请降。于镇河电告戎子和，表示愿意放下武器，走和平解放大同的道路。戎子和遂告知于镇河就近与围城部队接洽。于派张遒臣将其亲笔信通过叶修直转交王平司令员。王平司令员从大局出发，同意了和平谈判的请求。
    4月25日，于镇河、田尚志、孟祥祉三方面派出联络人员，出城议和。翌日，国民党二七五师师长田尚志、副师长王元令作为守军正式代表来到城东西坟村谈判。
    4月27日上午，华北军区首长聂荣臻、薄一波电复王平司令员，发出《对接洽大同敌投降指示》。27日中午12时，田尚志、孟祥祉亲来三十里铺，于镇河因身体有病派其参谋长陈泮喜为代表参加谈判。王平司令员、赵汉书记、纪亭榭旅长等接见了他们。谈判中，“我方指出了彼等过去之罪恶，揭出彼等不早日图取和平解放，在太原解放之后尚欲突围逃去，在逃跑不掉的情况下，才派人洽谈和平解决问题”等事实，再次重申了我方解决之原则，即大同守军必须原地放下武器，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双方约定，29日正式签订文件。
4月29日中午12时，于镇河、孟祥祉、田尚志以及随从、马弁共10余人，分乘几辆小汽车赴西坟村与围城我军正式谈判。王平司令员委派察哈尔军区副司令詹大南及赵汉、叶修直、杨正等为谈判全权代表。詹大南根据华北军区和王平司令员的具体指示，向对方提出五项条款：
    第一，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许骚扰群众；第二，保证不许破坏城市建筑和各项设备；第三，全体受降人员一律就地待命，不许遣散；第四，枪械弹药全部清缴，不许毁坏或藏匿；第五，文件档案全部封存，等待移交，不许销毁或转移。
    于镇河、孟祥祉、田尚志代表大同守军无条件接受全部条款。詹大南对国民党官兵提出的不要算旧账、发给3个月薪饷、愿意回家的发放路费和通行证等要求，作了适当的让步，表示同意。
    谈判刚结束，北岳前指即以“号外”在大同城内群众和国民党守军中广为散发，人们奔走相告，欢庆谈判成功。
    和平解放 开启大同历史新纪元
    4月29日，和平谈判结束之时，围城部队即接防北关，解放军的铁甲车同时开进城北火车站，指挥机关进驻操场城东营盘。4月30日，中共大同市委书记赵汉在驾遇皂召开全体干部进城工作动员大会，对进城的全体干部宣布纪律和守则，提出了新的情况下的新任务，并宣布了成立的机构和戒严令。是日，进城干部即连夜进行整训学习，安排工作，确定各区负责人。翌日，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
    5月1日，山西省北部重镇大同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入大同城4关、4门及围城工事，大同守军总指挥官于镇河遵奉大同前指的命令，率部缴械，开赴城外指定地点接受解放军的改编。上午8时许至11时许，我方军政分别派人进行接收验收工作。共接收国民党人员10007名、战马419匹、野炮2门、山炮12门、战防炮7门、轻重迫击炮112门、六〇炮48门、轻炮292门、重机枪80挺、轻机枪559挺、掷弹筒411个、步马枪6830支、冲锋枪136支、卡宾枪12支、短枪220支、望远镜14个、战刀14把、观察镜12个；接收各种炮弹31754枚、各种子弹2234516发、掷弹筒弹10458枚、手榴弹146090枚、地雷2366个、汽车32辆、坦克8辆、飞机燃油80余桶、汽油60余桶及通讯器材。
    5月2日，举行入城仪式。是日，大同城门及市内各主要建筑物上，鲜艳的红旗在朝霞辉映下，迎风飘扬。解放军以4路纵队，在军旗的引导下，迈着整齐而庄严的步伐进入城内，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响彻全城。队伍两旁，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欢迎的群众手持各种彩旗，不断高呼口号；各商店自行恢复营业，兴高采烈，欢迎解放军入城。入城队伍行至四牌楼即按计划分别向东、南、西三门行进出城。大同市军管会和中共大同市委、大同市人民政府入城正式办公。大同市军管会随即发表了《告全市人民书》。从此，古城大同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5月4日至21日，为了胜利接管大同、稳定大同局势；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崭新的革命秩序；正确贯彻党的城市政策，迅速恢复和发展大同的工商业，大同市军管会连续发布了1个戒严令、3个通告和7个布告。
    解放以后，中共大同市委和大同市人民政府大力发动群众，紧紧依靠全市工人阶级，采取了一系列加强恢复生产的有效措施，到1949年底，大同煤矿、大同电厂、大同火柴厂、大同化学制药厂（原火药厂）、大众机械修造厂（原手榴弹厂）等23个公营企业完全改观，大部如期完成了恢复生产的计划。大同铁路东、西、南、北线顺利通车，全市职工发展到4303人，使一大批失业人员得到了安置。私营企业、手工业也由解放前的152户发展到670户，从业人员由456人增至1943人。商业也由解放初期的400余户，猛增到1653户。另外，还有214户摊贩从6月后转为坐商。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举国上下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伟大历史时刻，刚刚解放了5个月的历史文化古城大同已经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勃勃生机，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英明和伟大。
    六秩巨变 古城旧貌换新颜
    60年沧海桑田，古城大同旧貌换新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市人民团结奋斗，艰苦创业，顽强拼搏，开拓进取，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使大同古城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饥寒平城下，夜夜守明月”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今日大同已由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一个仅有10万人口的贫困小城市发展成为拥有320万人口的以煤炭工业为主体，电力、机械、冶金、医药化工、建材等行业全面发展的新型工业城市，成为国家重要的煤炭能源基地，“中国煤都、北方商埠、电力基地、制造业基地、旅游胜地”，并被列为全国首批十三个较大的城市之一和全国第一批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今天的大同，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民经济实现了快速、均衡的增长，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地位进一步巩固，现代化都市的雏形正在显现；城乡建设如火如荼，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现代化城市建设相得益彰，城市品位明显提升；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小康建设水平逐步提高；民主法制建设成效显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硕果累累。全市人民在新一届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转型发展、绿色崛起”这一主题，为把大同市建设成为经济发展、人民富裕、充满发展动力的城市，建设成为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建设成为山川秀美、宜居文明、充满现代魅力的城市，建设成为面向京津唐、连接中西部、辐射晋冀内蒙古，对周边地区有重要影响和带动作用的宜居、魅力、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而努力奋斗！
    让我们永远铭记革命先辈们的丰功伟绩！
    让我们永远缅怀为大同和平解放做出贡献的所有志士仁人！
                                              撰稿：景京 贾保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