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成长被打死调查：媒体成矿主用金钱攻克对象

　　采写/摄影：本报记者 谭人玮

　　媒体成为监督山西煤矿生产主要途径的同时，也成为煤老板们用金钱攻克的对象

　　编者按

　　1月10日，中国贸易报工作人员兰成长在山西大同浑源县被打死一事，经本报报道后震惊全国，中央高层领导作出批示要求查明情况。兰当日与同事常汉文赴一个手续不全的小煤矿“采访”，据常汉文称他们企图向矿主要钱。

　　案发后，当地官方多次提出兰成长是“假记者”，而兰所服务的报社更是强调其无新闻采访权，所为纯属个人行为，死者由此在道德上处于劣势，少了要求公正的砝码，更失去了舆论的同情。按照以上逻辑，一个“假记者”之死便不该再追问，而借采访之名敲诈的行为仅仅是个人缺乏职业操守的个别现象，即使要深究，也是如今的新闻记者行风不正，行为不检。

　　记者如何论真假，凭新闻出版署的证吗？煤矿生产应由谁来行使监督职权，记者吗？新闻腐败能否通过提高个人道德修养杜绝？这些问题不可回避。本报记者在山西大同采访时发现，黑煤矿与以敲诈为业的真假记者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共生体，在兰成长被打死的背后是正常监督的缺位，部门职能的异化为记者们创造了寻租空间。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记者难以凭个人道德之长对抗强大体质之短，即使有，也难免悲壮。

　　等待

　　1月10日上午，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工作人员兰成长给同事常汉文打电话，邀他一起去大同市浑源县一个手续不全的小煤矿采访。

　　对于兰成长和常汉文来说，这是极为普通的一天。在遍布大同乡野的大大小小的煤矿里，他们已不知做过多少次采访，而这些采访的成果多半不是新闻稿件，而是金钱。

　　早上9点左右，他们租用曹新斌的桑塔纳2000轿车，于中午12点多来到浑源县沙圪坨镇水沟村的一个小煤矿。路上兰成长对常汉文说，只要找到老板，亮亮证，对方至少得给1000块钱。兰身上带着报社发的工作证，与新闻出版总署发的《新闻记者证》很像，只是名称改成了《新闻工作证》。另外还带着一张报社当天开的空白介绍信。

　　那是一个极为安静的煤矿，没有生产迹象，也没有挖矿的人。他们只在村里的停车处发现了先到的两男一女三名同行，其中一个叫黄焱忻的，把他们带到该矿位于水沟村的办事处，一个公路道班的房子。兰成长对看门人张根根说：“我们接到举报，你们煤矿手续不全，非法开采，找你们老板了解情况。”在得到矿主侯振润的电话号码后，常汉文、黄焱忻两人分别给侯打电话要求见面。侯让他们等他回来。

　　在那个阴冷的下午，兰成长开始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一场等待。

　　中国煤都

　　当汽车驶过市区破旧狭小的街道时，天空中密布的灰尘都彷佛带着煤的味道。

　　这就是大同，中国的煤都。有关资料显示，大同最主要的煤矿企业——大同煤矿集团年产煤量在3000万吨以上，居全国首位。而大同煤矿集团仅占到大同煤矿产业的半壁江山，另外半壁则被地方小煤矿所占领，而这还没有包括难以计数的无证开采的“黑煤矿”。

　　煤，是这个城市的主宰。在这个有近300万人口的地级市，仅大同煤矿集团一家就有15万员工。煤矿，既象征着巨大的财富，又常常意味着罪恶的渊薮。一掷万金的煤老板和频遭劫难的矿工构成了这个城市的一体两面。

　　在大同，你几乎找不到一个跟煤矿没有一点关系的人。现在开出租的穆先生以前是为煤老板开车的，他说，以前他的老板投三百万开了个小煤矿，挖出煤了，但点着的煤却是鲜红色的，没人敢买，结果破了产。人们传说，那是因为煤里浸透了矿工的鲜血。

　　2004年，中国的百万吨死亡率接近4%，即每生产100万吨煤炭，就有4个矿工死亡。这个数字是南非的30倍、美国的100倍。2005年中国煤矿企业共发生伤亡事故3300余起，死亡5986人。

　　而仅去年10月24日至11月26日的33天里，仅山西就相继发生6起矿难，夺去135名矿工的生命。

　　而几乎所有的矿难，其中都有一个关键词：瞒报。

　　2006年5月18日，大同下属的左云县发生特大煤矿透水事故，56人死亡。煤矿主为隐瞒死亡人数，将死难者遗体和家属用7辆面包车转移至内蒙古等地。

　　2005年7月2日，山西宁武县阳方口镇贾家堡煤矿发生瓦斯爆炸，36人死亡。在县委副书记李天恩及副县长李德生的默许下，死亡人数被确定为19人上报，而剩下的17具遗体则被分别转移到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丰镇市。

　　2005年10月27日，张家场乡城道沟煤矿发生塌方事故，来自左云的杨百元和来自内蒙古的陈姓三轮车司机在事故中遇难。尸体被转移到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以病故为由火化。这次事故没有上报。

　　据《中华工商时报》报道，从2004年12月到2005年4月，左云县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有6起事故瞒报。

　　而这些仅是被揭露出来的瞒报事故中的寥寥数起。矿难与瞒报在当地已渐成寻常事，灾难和埋于地下的冤魂的确切数字，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面，兰成长与侯振润，这原本两个毫不相干的人，开始了他们决定命运的相逢。

　　惨死

　　1月11日上午9点20分左右，在开始那场致命等待的20个小时以后，兰成长34岁的生命在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画下句点。

　　当尸体呈现在家人面前时，他们看到他的全身到处是青紫块，头上有5个洞，头部完全变形，双臂粉碎性骨折，手肿得像馒头一样，“扶起手的时候，可以听到骨头摩擦的声音”。兰的大姐说。

　　解剖的法医看了尸体后的第一句话便是：“怎么打得这么惨。”他只对头部解剖了一会儿就说，“脑挫伤，颅骨多处骨折，脑内大出血，不用找了，死因就在这里，那些骨折是小事情”。

　　大同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五大队大队长姜宝举在1月22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描绘了那个下午的血腥场景。

　　7名打手将兰成长、常汉文和司机曹新斌堵在煤矿办事处的房里，矿主侯振润到院里拿了两根镐把，另有一条铁棍和一把烙铁。他们先拿暖水瓶砸到常汉文的前胸，随后，其中的一人一脚把兰成长踹到了外屋，分开两边对兰成长和常汉文他们进行殴打。因怕被村民看见他们打人，又把兰拖到屋里打。在兰被殴打的过程中，兰还曾经抓住对方的衣领，有人拿起铁棍便打在他的胳膊上，胳膊便被打断了，接着他们又用铁棍打断了兰成长的另一条胳膊。这还不够，侯还指使人把兰的腿垫在凳子上，他们很专业地把兰的腿抻直了再用镐把打断。

　　兰被打的时候，很多村民都听到道班房里传来的凄惨的叫声。村民说，镐把都断成三截了。另有村民说，看见兰成长被一镐把打到天灵盖，顿时血流满面晕倒在地。

　　兰成长的死亡随即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舆论的滔天巨浪，先是一名山西籍记者将此事写成帖子发布在网络上。1月16日，本报在全国第一个发表报道《记者下煤矿遭暴打致死》，该报道迅速被各大网站以显著位置转载。随后全国媒体云集大同，关于兰成长死亡的详细情况逐步得以清晰呈现。

　　舆论惊动了中央高层领导，1月23日，大同市公安局在新闻通报会上披露，案发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相继做出重要批示，要求迅速查明情况并尽快报告结果。

　　在强大的压力下，大同市公安局迅速组成了70多人的专案组对此案进行调查，1月19日，主要犯罪嫌疑人侯振润投案自首，至24日已有9名嫌犯归案，最后一名嫌犯仍在全力追捕中。

　　暴利

　　在面对中央电视台的镜头时，外号“侯四”的侯振润并不像那样残忍的人，他的表情可说是温和，普通话说得也挺好。

　　1月10日中午，侯振润正和妻子姜晓艳及手下武强、康全明在大同市香溢园饭店吃饭。他接到一个电话，然后骂了一句：“他妈的，又有一帮记者上去了。”

　　这样的电话他常接到，都是各路记者打来的，一般是拉广告或者要求订阅报刊。让他头疼的是，这些记者都知道他在浑源县水沟村附近那个没名字的小煤窑手续不全，属于非法开采。这次打电话来的正是常汉文。侯不同意去矿上，常在电话里坚持说：“上来嘛，上来交个朋友，呱嗒呱嗒(聊聊天)。”

　　侯知道对方的意思。在三天内，他已给了五拨记者钱，记得清清楚楚，分别是：2000元、4000元、5000元、3000元、2000元。其中一个拿了钱后回答说，“我一定对得起你这2000块钱。”

　　应付各种不停上门的记者，早已是侯四开煤矿生涯中的重要内容。2006年8月，侯不知通过什么手段，接手了西王铺村人范富开的这个黑煤矿。该矿是范的父亲私自开挖的，至今没有任何相关手续证件。

　　层层转包的开采方式在山西小煤窑中相当普遍，涉及到井下作业的各个环节，分工明确。据矿工说，侯振润的矿上，炮工是自己带雷管、炸药下井采煤，每出一吨煤给20元；井下装车，装车工人自带铁锹，每装一吨煤给5元；井下运输是由搞运输的矿工自带矿用三轮车，每运输一吨煤给10元。这是最小的黑口子，没有安全投入。由此合计吨煤生产成本仅35元。

　　绝大部分山西的煤，即使被矿工的血染过，看起来仍是黑的，而且不愁没人买。水沟村给侯振润挖过煤的村民说，销路是不用愁的，哪儿扒开一个口子，马上就会有煤场的车来拉煤。

　　这么小一个煤窑，一班21人，两班倒，仅一个晚上就能出煤300吨左右，就按现在比较低的坑口价250元计，产值也达到75000元，纯利约64500元。

　　出事后，侯四派人把矿封了。1月16日，浑源县的非法小煤矿都被炸封。

　　官煤勾结

　　像侯振润这样的黑煤矿，虽然一直是国家整顿打击的重点，但在大同，却屡禁不绝，遍地皆是。非法小煤矿能够一直存在，官煤勾结是主要原因。

　　一位大同的本地记者说，大同的小煤矿遍地开花，哪管得过来。有些职能部门官员每天开上车，没到矿上就先打招呼，到了就拿钱走人，哪管什么安全。

　　山西省清理纠正国家工作人员入股煤矿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曹建林表示，“大部分入股的都是县乡干部，占到总人数的90%，他们都是能决定煤矿生死存亡的人。”

　　官员入股煤矿已演变成给煤矿提供非法保护。“乡里根本管不了这些‘黑口子‘。”山西汾西市一位乡干部很无奈地说，好多“黑口子”，他们其实都知道谁是后台老板，但不敢查，“你要敢查，就会有人来找你的问题，来查你，可能还未等你把‘黑口子’关掉，你自己就被关进监狱了。”

　　临汾市纪委副书记石雪爱说，他们已经因为官煤勾结的问题处理过上百个干部，但私挖滥采情况还是很严重，“我们都有些不敢再处理了。”

　　根据山西省出台的关于打击非法煤矿的规定，凡乡镇辖区内发现两处非法煤矿者，乡镇政府分管负责人要被免职；凡发现两处以上者，乡镇党政一把手被免职。有关人士称，如果严格按这个规定，山西省相当部分涉煤的乡镇，领导都要被免职。

　　即使是少数被曝光的官煤勾结案件，其处理结果也往往不如人意。左云县“5·18”特大 矿难，涉及重大隐瞒事实，然而12名渎职官员，9人被判缓刑，3人被判免予刑事处罚——无一人领到实刑。一些从事反渎职侵权工作的人士对如此结果却感触：“能取得这样的判决结果，已属不易。”

　　1月24日，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在年度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大发雷霆：“去年四季度登记的应关闭矿井，今年一季度必须关完。明明要关，你不关，不是等小煤矿的最后疯狂吗？”他指示，原定于2008年上半年完成的关矿任务，提前至2007年内全部完成。

　　安全文化调查员

　　在兰成长案件发生后，他的记者身份，一直成为关注的焦点。

　　当地官方起初否认兰是记者，将此事作为一般的治安案件进行处理。

　　而兰成长供职的中国贸易报社也声明，兰成长是1月4日才试聘的新闻线索收集人员，没有采访权。虽然兰的工作证上清楚地写着他的职务是“专题中心主任”。

　　家属抱怨说，事发后一直就没看见过报社的人上门慰问。大同市针对兰成长的身份一再强调说明也让他们愤怒。家属强烈要求官方和报社给兰成长正名。

　　没有人知道，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的兰成长是否有过“铁肩担道义”的新闻理想，也许即使他有过，他也从来没有机会去实现。

　　兰成长高中毕业之后顶父亲的班到大同市青磁窑煤矿，成为一名仓库保管员。据他的老领导刘九江说，兰成长一个月工资只有500元，结婚后有了两个孩子，妻子又没有固定工作，入不敷出，于一年多前辞了职。他曾听兰成长说，新工作是“国家安全生产总局安全文化调查员”，专门到各矿场里调查有无人员死亡或违规开矿情况。

　　兰成长的老朋友聂来先是中国安全生产杂志社的工作人员，兰进入媒体与他有密切的关系。聂原来在《紫光阁》杂志社工作，呆在大同的时间比较多，跟兰成长交往的机会较多。兰和他聊得多了，接触的人也是这个圈子的人，于是就对这一行产生了兴趣。

　　2006年10月，离开煤矿后兰成长到了《现代消费导报》舆论监督部工作，职务是“安全文化调查员”。该报一姓陈的负责人称，“这四五十名员工的主要工作，是到厂矿里搞调研，送安全文化下基层”。

　　西祠胡同里网友“打铁花”发帖称，《现代消费导报》报社为了便于管理，把《安全教育周刊》“承包”出去，不管什么文化水平，只要愿意掏1000元，他就给办证，兰成长就是在这样到的《现代消费导报》。持证者每个月不是领工资，而是必须每月给他上交3000元的经济任务。许多记者或安全调查员辛辛苦苦一月到头最终还要陪钱，兰成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离开的。

　　另一网友“道报110”的帖子则披露，当时招聘的这批人告诉煤老板“如果你们有违规和违法生产的情况，我们可以直接向国家安全生产总局汇报”。

　　对于网上的这些传言，现代消费导报陈姓负责人承认：“招聘过程中确实存在漏洞，但这些员工大多数都没有问题，他们的权限只是搞调研，不是正式记者。去年《法制日报》等媒体陆续报道了这些人中间有人私自打着记者旗号违法犯罪的情况，我们调查核实后一律予以除名。”

　　去年6、7月份，现代消费导报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压力下，对“安全教育周刊”进行了整顿，“将这一摊子人全部‘拿掉’了”。“

　　2006年12月27日，兰成长开始在中国贸易报社工作，职务是“专题中心主任”。

　　兰成长曾告诉朋友：“记者站拉我过去，给我分配了创收任务，一年十几万元。”山西当地一位记者说，这个任务算是属于比较平常的，有的人交了报社的十几万，自己还可以落个七八万甚至十几万，好多人没几年车和房都买上了。但对于兰成长这个新人来说，任务非常沉重，他对朋友说，觉得压力很大。

　　中国贸易报新闻部主任高文文否认了这种说法。”自从记者站专项整顿后，我们就不允许其从事广告经营，更没有给记者站规定过创收任务“。

　　1月19日，记者在兰成长家中采访时看见，兰家不大的房子被隔出一间给老人住，所有的家具都显得破旧和廉价。

　　封口费

　　像兰成长这样，主要工作是靠煤老板“创收”的记者，在山西大同并非少数。

　　有人估计大同的形形色色不写稿专门跑矿的记者在600人以上，甚至有人说上千人。大同市新闻出版局报刊图书科科长刘东悦却不敢说一个准确数字，因为根本无法统计。

　　刘吉(化名)最近的日子过得挺悠闲，已经有几个月没给报社发过稿了，但生活质量并未下降。他每天很晚才起床，办公室想去就去，也没人管。刘也是一个没有新闻出版署记者证的新闻从业者，服务于山西一家较有影响的日报。虽然他没“署证”，在当地却从未受过“假记者”应受的白眼，政府搞什么活动，有什么消息都会通知他。

　　刘以前曾经在一家中央级的报纸做过驻大同记者。对于兰成长被打致死一案，他和其他人一样震惊。对于拿红包这样的事，他并不陌生。最近他的生活来源就是到各个小煤矿给的封口费，“没个三五千块我都不爱去，太丢份了”。

　　一位资深媒体人士认为，这几年来， 矿难几乎都是通过媒体才得以曝光，当媒体成为监督煤矿安全生产主要途径的同时，也成为煤老板希望用金钱攻克的对象。

　　刘吉原来也是个有新闻理想的年轻人，认认真真地采访写稿。但越来越多的经历让他消沉。他打开自己报社的网站，用自己的名字搜出几条稿子，“你看看，都是些什么东西。但在大同你就只能发这些东西”。那是一些很小的社会新闻以及大同当地的政务消息，没有一条关于矿难的。

　　“你认认真真采访写稿，不收黑钱，矿老板就把钱砸到报社，报社再买不动，就砸一些政府部门。曾有部门把矿老板叫来，现场给钱让我们不要报道。总之，到了最后，你的稿子就是没法见报。与其让上面把钱赚了，不如自己拿。”久而久之，到矿上就成了去收钱的代名词。记者们都会打招呼一起去。

　　刘吉这两年采访过的矿难中，比同样发生在左云“5·18”特大矿难更大的还有几起，但都没有曝光。据他所知，北京的媒体对山西的消息灵通得很，山西有个响动他们就能听见。往往是安监局等相关部门还不知道的时候，记者们就已经到了现场。

　　“真记者要钱，比‘假记者’更狠。”刘吉说，以他所知所闻，在一起成功瞒报的煤矿火灾中，某中央级媒体记者拿走了13万元。“去年北京来了两个记者，在煤检站拍几个镜头，拿着30万元走了，都是现金。”

　　与类似传闻印证的是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在山西繁峙“6·22”矿难中的表现。2002年6月24日，该社记者鄯宝红、安小虎、王东平、谭旭即收到消息去到繁峙，县长王彦平从县财政上提出部分钱来安排。事后查明，鄯宝红、安小虎分别收受现金2万元、金元宝1个(价值约2400元)。记者王东平、谭旭各收受金元宝1个。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展江教授认为，新闻界出现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媒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暴露出来的管理制度缺陷。

　　在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志安博士看来，中国媒体的国有属性、行政特质，使其依然是行政系统的组织延伸和体系组成，尤其对中央级媒体或党报媒体而言，具有自上而下的权威资源和无可替代的监督力量。某种程度上，媒体报道尤其所谓批评报道容易被异化为行政监督。由此，掌握着这种资源的新闻从业者，便很容易利用这种监督权进行对企业或下级政府威慑乃至敲诈了。

　　这种敲诈和索贿，市场化媒体的威力远比中央媒体(包括中央媒体记者站)要小。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的腐败事件，主要出现在行政级别较高的媒体内部。

　　刘吉也曾经想过跟一个杂志社合作办个记者站，一年交给杂志社20万。自己招几个人，两年弄个百来万不难，但后来没谈成。现在他也只以自己没有主动敲诈为底线自我安慰。另外，他至今还没攒够买一套房的20万元。

　　刘吉灰心地说，要做一个真正的新闻人，只有离开这个地方。

　　真真假假

　　当真记者们缄口不言的时候，“假记者”们便有了大肆活跃的空间。

　　近年来，关于“假记者”横行山西的报道时见于报端，“最近两年，吕梁市乃至山西省的假记者十分猖獗。有不少人上午还在摆小摊、卖烧烤，下午就跑到突发事件现场去采访了。”山西省吕梁市文化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杨志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交口县一家煤矿矿主说，他在近一年时间里接待了20余批“假记者”，打点媒体花了10多万元。但具体因为什么被“假记者”敲诈，煤老板却不愿多说。

　　按候振润的说法，3天内他给了5拨记者共计16000元，也远低于他一天收获的纯利。所以，记者的敲诈，对于小煤窑的老板们来说，是必须支付的成本之一。

　　另一方面，矿老板们也难以分辨记者的真假。

　　记者在左云县采访时向，一个老板模样的中年男子新闻出版总署记者证，他看了好一会儿，问道：“不是应该有个胸卡的么？”“我见过一个这么大的。花上几千块钱，在大同能做一套比你这个还全的。”他还双手拉开约30厘米比划。他不知道，新闻出版总署不发记者胸卡。

　　刘吉说，其实就算矿老板能分出真假来，他们也不敢怎么样，没证的记者身后往往是有证的记者，得罪了没证的，过几天有证的就会来收拾你。

　　大同市登记在册的记者站仅有9家，不能见光无法统计。一开始的时候，这些记者站还像模像样的打个牌子，挂些采访守则什么的。被打击之后，就在自家里开，除了一桌一电话，连牌子都不挂了。所谓的取缔，也只能是贴张取缔通知。

　　鱼龙混杂之下，矿老板们当然愿意节约一些应付记者的成本。在此过程中，有一些媒体人士，以他们对行业内部运作得熟悉，成为煤矿老板对付记者的专业顾问。

　　“孟二”就是提供这种服务的专业人士之一。在1月10号下午，当侯振润接到常汉文他们的电话之后，立即就给了他电话咨询。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孟二”真名孟润利，是《法制日报》山西记者站工作人员。

　　大同藉的一位记者说，“孟二”是打着中央媒体旗号到大同“捞世界”最早的一批人之一，到矿上多了跟老板们成了朋友。老板们碰上记者，什么样的是“真记者”，什么是“假记者”，什么级别的记者该送多少钱，他会给一个评估。

　　侯振润就是“孟二”的朋友之一。侯虽然说三天内给记者送了五次钱，但没送的更多。敢不送，应是有“孟二”鉴定之功。一名以前曾把“孟二”送到矿上采访的司机说，“孟二”在圈中极招人恨，他自己发了财，又断了别人财路，有人说过要合伙收拾他。

　　命运

　　命运再度回到1月10号的这个下午，在离浑源县城22公里的水沟村，天气寒冷，滴水成冰，山阴面还有积雪。

　　公路道班的房子里，兰成长、常汉文和司机曹新斌仍在等待。另一同行黄焱忻因等得不耐烦决定离开，就此逃过一劫。

　　他们不知道，就在这一天，已经酝酿了半年的大同市“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专项行动工作会议正在召开，打击的矛头正是他们这样没有正式记者证的“假记者”；他们也不知道，即将到来的不是预料中的钱财，而接到咨询电话的“孟二”告诉了侯振润，先查验来人的记者证。随即侯带上武强、郑文平、马利等7人，分乘 宝马和丰田佳美轿车前往水沟村。路上他对武强说，“如果是真记者，就好好招待给点钱，如果是假记者就收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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