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被害人胜了官司但空赢一张纸

调查显示，当越来越多的刑事案件的加害人被绳之以法后，限于我国制度困境——— 在经过众多专家学者的积极倡导与奔走呼吁之后，日前，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在部署2007年人民法院工作时提出，今年我国“将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即对刑事被害人拟予国家救助，以彰显司法人文关怀。专家指出，这项制度，将和此前建立的法律援助制度，成为构筑让社会弱势群体获得实质法律正义与公平的两大制度基石。 长春林肯车拖人案受害人无望获赔款 在2005年的长春“林肯车拖人案”中，付中涛驾驶林肯轿车在街上将9岁女孩肖金萍撞倒，并将其卷入车下。付中涛在明知被害人被卷入车下，并看见旁观群众举手示意停车的情况下，没有采取紧急措施停车，反而加速行驶，拖带被害人行驶出2000多米距离时，被害人掉在路面上当场死亡。 后肇事者付中涛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除了用生命偿付刑事责任外，法院还判决付中涛赔偿被害人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14.8万余元。然而死刑虽然执行完毕，付中涛却留下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其附带的民事赔偿责任无人担负，受害人拿到赔偿款根本无望。 恶丈夫抠妻双眼案盲妻生活深陷窘迫 无独有偶，同样的境况后来又发生在山西大同市左云县农村妇女王占芳身上。2002年6月22日,王占芳因与丈夫高世平为琐事发生争吵，双眼竟被生活了12年的丈夫残忍抠去。案件发生后不久，法院一纸判决将向妻子施以暴行的高世平处以极刑，这多少让王占芳及其家人在心理上得到了安抚；然而与“林肯车拖人案”的肖金萍家人一样，他们同样没有拿到民事赔偿款；双眼失明丧失劳动能力的王占芳及其子女很快陷入窘迫之中。河南张金柱第二案服刑人拿什么赔偿 我国刑法学泰斗、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昌是最早提出在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人，他经常听到或遇到类似刑事被害人拿到“司法白条”的情况，他曾亲自担任顾问给予法律援助的徐洁就是这种情况。 1997年3月14日，河南省辉县市实验学校教师徐洁从本班一名患病的学生家中探视归来，路上突遭一辆违章轿车冲撞，被剐带了近70米之后，轿车从其身上轧过。 当年徐洁的名字是和张金柱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同是河南人，同是车祸一方的当事人，同为撞人后驾车逃逸案的主角，只不过前者是受害方，后者是加害人。张金柱因酒后驾车撞人逃逸致死而判了极刑，可同样把徐洁拖带致高位截瘫的孙某，却只判了两年半；以马老为顾问的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为她提供了法律援助。再审后被告人刑期改判15年，并判决附带民事赔偿57万元。 然而徐洁虽然赢了，赢的却是纸上的57万元，赢的是一张判决书。因为加害人本身家境贫困，又有一个残疾的儿子；出事后妻子离他而去，一个在监狱服刑的人，拿什么来赔偿那57万的天文数字呢？ 不特别保护困难群体审判成诉讼技巧竞技 调查显示，当越来越多的刑事案件的加害人被绳之以法以后，许多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却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来自罪犯的附带民事赔偿。他们面临的情境是，罪犯确实被绳之以法了，法院的民事赔偿款项判得也比较高，但最后他们所得到的结局大多是“空赢了一张纸”。难怪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日前指出，“若没有对困难群体的特殊保护，法庭将变成诉讼技巧的竞技场，强者和弱者在形式正义面前会很难获得实质正义的平衡。” 据悉，目前人民法院的司法救助有诉前救助和诉讼中救助，比如对生活困难的当事人减免诉讼费用等。现在已经有部分法院在探索建立诉讼终结后的司法救助，比如建立执行救助基金，对生活极度困难或急需医疗救治、被执行人又无履行法定义务能力的申请执行人进行经济救助或救急资助。 新闻内存 被害人救济制度二战后波及世界 是不是刑事受害人只能落到“空赢一张纸（即判决书）”呢？面对记者的疑虑，马老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告诉记者，事实上，在七八十年前，这个难题也曾困扰过西方发达国家，但是他们很快出台了相关法律，开出了解决问题的“药方”，即建立刑事受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 据马老介绍，这项制度早在二战以后，就由新西兰和欧美等国迅速设立，并很快波及亚洲，日本甚至成立了专门的国家赔偿委员会，并设立了《犯罪被害者等给付金支付法》。这项制度的宗旨就是不管采用政府拨款还是慈善募捐等何种形式，反正要设立一种公基金，对暴力犯罪的人身被害者进行救济，说白了就是由国家代那些确实拿不出钱的刑事被告人给受害人以应得到的补偿；既让受害人切切实实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也维护了国家法律的尊严。（张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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