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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长城知识讲座”第三讲：明清山西长城地带的关公信仰研究

　2019-04-01 08:52:43　来源：大同长城学会官微　编辑：大宝　关注热度：

　　大同长城知识系列讲座第三讲

　　由大同市文物局、大同长城学会、大同市府文庙共同主办的大同长城知识系列讲座第三讲，3月30日上午在大同市府文庙-明伦堂正式开讲。

　　本次讲座是由大同长城学会常务副会长袁建琴主持，主讲嘉宾---孙瑜，历史学博士；山西大同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历史系主任、教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中国唐史学会、中国古都学会会员，大同长城学会副会长。

　　近年来，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的社会文化研究、大同地方史研究，已发表相关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出版著作三部；主持省部级科研及教研项目九项。

　　本次讲座主要讲述：明清山西长城地带的关公信仰研究。以地方相关碑刻为主要史料依据，明清山西长城地带的关公信仰较为普遍，以内长城沿线的商贸要冲为集中地。关帝庙多与龙王庙、圣母庙、财神庙等其它祠庙并存。在民间信仰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促进了民间文化的繁荣和社会自治。

　　长城作为中国人心中最特殊的文化遗产，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弘扬长城精神，传播长城文化，宣传、保护、利用长城，使市民和长城爱好者掌握更多的长城知识，提高长城保护意识。促进长城旅游业的宣传和发展。

　　明清山西长城地带的关公信仰研究

　　孙瑜

　　摘要：以地方相关碑刻为主要史料依据，明清山西长城地带的关公信仰较为普遍，以内长城沿线的商贸要冲为集中地。关帝庙多与龙王庙、圣母庙、财神庙等其它祠庙并存。以称谓和职司为表征，关公信仰的变化表现为从忠孝义勇的榜样到却病害、佑福址的万能神灵的变化。以关公信仰为视角，在民间信仰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促进了民间文化的繁荣和社会自治。

　　关键词：碑刻明清山西长城地带关公信仰

　　关公信仰自唐宋以降成为中国乃至东亚文化圈层较为普遍的民间信仰，以地域为视界的研究是关公信仰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其中，山西地域的研究集中在晋南及晋东南地区，比如运城（解州）、晋城等，针对北部地区的研究较少。本文拟以相关碑刻为主要史料，探究明清山西长城地带关公信仰的形态；并基于国家在场的理论，分析在民间信仰这一文化形态发展过程中，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关公信仰的地域分布——以关帝庙为视角

　　行政区划角度下的山西长城地带主要包括今山西北部的大同、朔州两市，该区域内明清时期的相关碑刻留存较多，简况如表一：

　　明清山西长城地带属大同府，对应今山西大同、朔州两市所属之十六县区。外长城沿线之右玉县、左云县、大同市新荣区、城区、南郊区、大同县、阳高县、天镇县，共有关帝庙11座；内长城沿线之平鲁区、朔城区、山阴县、应县、怀仁县、浑源县、灵丘县、广灵县，共有关帝庙46座。关帝庙分布较多、修建较早的地区，大都在内长城沿线的曾经的商贸要地，如怀仁、应县、平鲁及朔城区。以今怀仁境内的鹅毛口关帝庙为例，该关帝庙在明万历二十年（1598年）重修时曾立碑曰《鹅毛口修关帝庙碑记》，碑载：“我村关帝庙旧有戏楼，……不知建于何时。……今将众善芳名开列于后。……怀邑，长盛货房捐大钱贰拾伍仟文；恒兴昌捐大钱肆仟文；天德恒捐大钱叁仟文；天成公捐大钱叁仟文；广兴茂捐大钱叁仟文；毓泉永捐大钱叁仟文；万义成捐大钱叁仟文；福元成捐大钱贰仟伍佰文；天德昌捐大钱贰仟伍佰文；万益金捐大钱贰仟伍佰文；源泰德捐大钱贰仟文；口成永捐大钱贰仟文；天德成捐大钱贰仟文；杨益祥捐大钱壹仟伍佰文；天益永捐大钱壹仟文；长盛源捐大钱壹仟文；永盛德捐大钱肆仟文。”捐款修庙的商号共计17家。

　　二、关帝庙的存在形式及布局

　　（一）存在形式

　　依上述碑刻所载，山西长城地带关帝庙的存在形式有三种——以祠庙形式独立存在、以佛寺形式独立存在、与其它民间神灵共存。

　　以祠庙形式独立存在的关帝庙。此种形式的关帝庙在与关公有关的祠庙中占绝大多数，上表所列均为此种形式的关帝庙。所谓独立存在是指有独立殿堂的关公庙宇。

　　以佛寺形式独立存在的关帝庙。据目前史料，以佛寺命名并独立存在的关帝庙只有怀仁县的忠义寺，俗称老爷庙。此寺建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位于怀仁县云中镇鹅毛口中街村。

　　关公与其它神灵共存的关帝庙。此类关帝庙一般有四种情况——三圣祠、“四圣祠”、五圣祠及诸圣祠等。三圣祠。三圣在民间有多种组合，此指以关公为核心的三圣，在该地域并不多见，有些也不以三圣命名。如清咸丰十年（1860年），平鲁七墩镇有财神、关圣、圣母庙三所，村民集资重修。“四圣祠”。民间没有四圣祠的说法，但是，有将关圣、龙王、财神及圣母庙建在一起的情况。如《龙王关圣财神圣母庙重修碑序》记载，平鲁区七墩村曾有龙王、关圣、财神、圣母庙创自清初，并于清道光二年（1822年）重修。五圣祠。关于五圣，有四种冠名——五圣祠、五圣宫、五神宫、五圣庙。五圣祠、宫、庙所列神灵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关帝、三圣母、真武大帝、财神和龙王组成的五圣，如《新修五圣祠碑记》记载，清道光二年（1822年），在朔州山阴县古城镇快乐村西北兴建了五圣祠，是在该村原有的一所白雨龙王神庙的基础上扩建的，三圣母殿、关帝庙、真武大帝庙、财神庙和伯龙殿，五殿连檐，合修为五圣祠。一种是关圣、土皇、河神、龙神、送子观音，如《重修五圣宫碑》载，民国七年（1918年），重修东小河村五圣宫，五殿——关圣、土皇、河神、龙神、送子观音整肃一新，香火再旺。一种是三官（天、地、水）、关帝、圣母，如《重修五神宫碑记》载，清同治八年（1869年），应县大西头村重修上述五神之殿堂，碑现存于大西头村五神宫，该宫在当亦称关帝庙。诸圣祠。关公庙与其它诸如龙王、圣母等神庙建在一起，祠庙命名为诸圣祠。如《大峪口重修诸圣庙碑》载，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怀仁大峪口村集资修缮诸圣祠，“新建正殿五间，中居新塑观音、关圣、马王、左右配圣母、龙王，一然维新。”《东昌城新建重修诸庙碑记》载，清光绪二年（1876年），东昌城村村民集资“新建关帝、三官、龙王、财神、马王、河神庙宇。”

　　（二）规制及布局

　　该地区的关帝庙虽然不以佛寺称谓，但庙里的规制和布局均与佛寺无异。庙里有住持僧，也称长老。一般由正殿、左右配殿、东西廊房（也称官厅）、禅室、钟楼、鼓楼、乐楼构成。

　　大部分关帝庙中关公的雕像是立姿，也有坐像、勒马像。如左云保安堡土关路北关帝庙为坐像关帝。左云县城南街之关帝庙为勒马关帝庙，正殿宽五间、进深三间，檐下有“亘古一人”之匾额，殿内正中神台上塑关帝坐像，神台左侧铸关公勒马红铜鎏金像，全高2.7米，左手执缰，右手提刀，目视前方。殿内壁上有以《三国演义》为素材的关羽生平事迹24幅，192平方米。大殿后，建有“三贤阁”，阁内正中有刘、关、张塑像，左侧武侯列陪，两壁绘有桃园结义之壁画。

　　三、关公信仰的演变

　　以碑刻为视角，明清时期，该地域关公信仰的变化突出表现在称谓及职司两个方面。

　　（一）称谓的变化

　　表二：关公称谓简表

　　关公以其忠义、神勇位列儒、释、道三界之神，并受历代帝王推崇。儒家称之为关圣帝君；释家称为护法伽蓝；道家称为武圣帝君、关帝爷。汉末三国拜将、封候；北宋进爵为公、升王；明代尊帝。由上表可见，明清时期，关公的称谓共有九种——关将军、武安王、关王、关圣天子、汉寿亭侯、关圣帝君、关圣、关帝圣君、关帝，均属于儒家称谓。此外，晋北民间还有“关老爷”之称，关公庙俗称老爷庙。如应县北楼之关公庙匾额之上书“老爷庙”。关帝是最普遍的称谓。

　　（二）职司的变化

　　以碑刻记载，关公的职司分两个阶段——人教、神教。人教指在其被尊为神灵之前，作为忠孝义勇之榜样教化后人。称谓为将军、武安王、关王，碑文所叙遵史实。如《重修汉关将军庙记》载：“朔城旧有将军庙，官民事之甚谨。……将军河东解梁人也，起于汉末，事昭烈皇帝。间关荆楚，以吞吴灭魏复兴汉室为心。功烈俱载《三国志》”。《东城门新建武安王祠碑记》盛赞关公“精忠贯日，大义参天”。自关公被尊为帝之后，碑记中的关公已然化为一方神祇，其职司具体体现有二——却病害、佑福址。

　　却病害。病害是关乎百姓生活幸福与否的常见问题和关键因素，山西长城地带地处边胡汉边界，在明清时期作为军事和边贸重地，战事多、人口多，还有从事煤矿开采的窑工，民间有专门的神灵管理这一问题。如阳高县有药王庙，位于县城之西石桥；在县城西门有疮神庙。左云县城东南和南关各有一座瘟神庙。平鲁区白堂乡党家沟村建有窑神庙。关公司驱瘟疫之职的记载只有一处，《重修关帝庙碑》载，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应县大黄魏乡康辛庄村曾重修关帝庙并立碑以志，碑文载：“我康兴庄村考之州志即金之节度使康公弼之故里也，……光绪壬寅岁七月间，瘟疫流行，村人恐惧，……于是立愿重修。”

　　佑福址。除上述之却病之职，在表一所开列的其余56通碑刻中，凡有碑文记载者，关公所职均为普济四民、保一方福址之全能神，如《雕落寺重修关圣帝君庙碑记》所载：“帝君自汉历清，千有余岁，……佑士子文登显第，武擢高科；庇农夫，此歌大有，彼乐丰年。工人巧技而无疆惟福，商贾贸易而无疆惟休。凡四民之享荣华而获福利，产贤嗣而多寿考者，皆帝君之仁慈普济也。”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关公作为财神之职司，在该地域不见记载，关公庙或独存，或与财神庙并存，如上述之五圣祠、七圣祠。关公福佑百姓的故事中更多展示的是其忠义之本色。如位于山西浑源境内广华山下的三岭关帝庙，即与关公匡复正义的戏曲有关。戏曲名为《走雪山》，讲的是明朝天启年间，吏部尚书曹于汴因被魏忠贤所害，满门抄斩，小姐曹玉莲幸免于难，与仆人曹福连夜逃难，走过雪山（即广华山），在三岭关帝庙内避寒。曹福将自已的棉袍盖在小姐身上，自已因寒冷而亡。小姐向关圣帝君陈述冤情，在关公照应下，曹小姐跑到大同，找到公爹马总兵，马总兵联合朝中大臣，弹劾魏忠贤，天启皇帝下旨处死魏忠贤，曹家平反，曹小姐捐资重修三岭关帝庙。

　　四、关公信仰所见国家在场与社会表现

　　（一）关公庙建修过程中的国家和社会

　　在碑刻所载关公庙建修过程中，有民办、民办官助两种形式。

　　1.民办

　　所谓民办，指祠庙修建的一切事务（一般包括操办、募捐、撰文、书丹、镌刻、建筑、彩画等）均由乡民自已解决，官方不介入；缮款由百姓负担。这种情况占比68%。如《朔州后里北辛寨村增修关圣帝君庙记》及《北辛寨增修关帝庙功德碑》载，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该村关帝庙长老募集钱物修祠庙。平鲁县廪庠生傅逢时撰写碑文；右玉县廪庠生吴懿书丹；崞县石工刘汉起及其侄子刘立盛、儿子刘立琳镌刻。捐资者共计264人次，其中，商铺一户；监生、庠生各一名；余皆为普通百姓。所捐款项有五等，最高者三佰文（一人）；余为三钱、二钱五分、一钱五分、一钱。此种形式中，组织修庙者一般是乡贤或僧徒；撰文及书丹者是乡贤或地方生员；百姓出资、出力、出土地。如明万历年间怀仁县鹅毛口修关帝庙，介宾杨济川撰文；参与修庙的工匠有——泥匠宗全印、石匠李有山、木匠马德、画匠杨宇。

　　2.民办官助

　　民办官助，指有地方官员介入修建祠庙，缮款由百姓负担。具体分为三类——官员组织修建、官员组织修建并以个人名义捐款、官员参与修庙但不以组织者身份出现。这种情况相对于民办较少，占比32%

　　官员组织修建。如《朔平府志》载，明代永乐年间，在右卫城仓街，时任都指挥使袁整创建关庙一座。弘治年间分守太督侯能、参将蔡瑁主持维修扩建。嘉靖庚子年，信官周贤、周俊，信士郑琛、王玘及住持僧道冒再次扩建、彩绘。文林郎直隶保定府定兴县知县东家王宾撰写碑文，武略将军已酉武举玉林卫千户印山王相书丹，玉林儒官静斋篆刻。

　　官员组织修庙并以个人名义捐款。如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迎恩堡修关帝庙碑》载：“我堡关圣帝君庙，会口李、周公重修焕新，但边地藐小，功程浩大，所募赀财不敌其所费，功虽告竣，拖累未清。是以堡内军民受其困者已非一日。尹公莅任兹土，不忍坐视，诚敬募银两佰两，既承前人之善志，又际后人之赘累，承前裕后，莫邀此举也。”据碑载，迎恩堡城守尹公到任后组织本堡军民募银两百两重修关帝庙，并解决了前人拖欠修缮关帝庙的款项，个人捐银拾两。

　　官员不以组织者身份出现，但参与修庙。如《重修大水口十八庙关圣帝君碑记》载，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大同平鲁路大水口堡信官李日恭，建议兵民乡众，重修关帝庙。参与修庙的其他地方官员有本堡把总利瓦、尹兴；山西大同平鲁路迎恩堡城守曹宏、刘登、张鲤；大水口外委把总高连芳、张奎壁。参与修庙的百姓有告休老牛湾把总刘光、魏国凤；国子监生曹蓉、龙荣；会首为史达；另有石匠韩起两、泥匠张大德；募缘住持僧真罡、真旿撰文。

　　综合以上三种情况，地方官员在修庙过程中主要有组织者、倡议者、捐资者、撰文、书丹、镌刻者等身份。

　　（二）国家在场的方式

　　从上述祠庙修缮过程看，以民办、民间出资居多。民办官助的情况中，国家

　　在场体仅现在地方官员在修庙过程中的活动。表面上，国家参与较少，实际上，不论是民办还是民办官助，国家一直在场，是一种精神在场，即国家意志在地方社会的渗透和统御，具体有四个层次。

　　1.立神道（造神）

　　神灵崇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以道教为视角，宇宙万物乃至人的各

　　种器官，无一不有神灵住守。为了迎合人的某种需要，还不时地有各种神灵被创造、宣传、认同。关帝就是这样一个神灵，因为其在凡俗世界的忠义表现，符合儒家以忠、孝为根本建立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哲学；符合君父同伦、家国一体、君臣上下的等级秩序和社会架构，所以倍受历代帝王的推崇，汉代封侯；南朝立庙；隋朝入佛；唐代进入国家祀典；宋代封王；明代封帝，终被打造成了享誉儒、释、道三界的、几乎无所不能的万能之神。就王权统治而言，最看重的是他的忠孝义勇，所以，宋代，受封为忠惠公、壮缪义勇武安王；明代受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清代受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

　　2.以神道设教

　　《周易》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天之神道，即阴阳流转、四时变化的规律，不可知、不可测，不为人所控制。圣人以神道设教，即圣人以客观变化的规律为准则，垂化于人，所以不须言语教戒，不须威刑恐逼，万民自然服从。《周易》所言为人对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认同和服从，在古代社会，一切为人所不解、人力所不能及的事物，均以神概之，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灵自然就被用作统御人心的武器。所谓“王法为有形之教化，神威为无形之教化，庙貌森严，无形者亦俨然有形矣。”历代帝王神化关公的目的就是要以神威代王法，对人民施礼教，使王化所难及之偏远地区的庶民，在森严的庙宇之内，对神灵心生敬畏，从而自觉遵从礼制约束，不逾礼、不违法，达天下太平之目的。

　　清代国家祭祀与民间祭祀虽不属于同一个话语体系，但是，为了保证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有效控制，增强民众对国家政权的认同，将民间神祗列入国家祭祀体现，以体现礼制之道，也是常见现象。清咸丰三年（1853年），关圣帝君被升为中祀。其教化作用在民间社会多有体现，如《朔州后里北辛寨村增修关圣帝君庙记》所载：“凡兹乡人，体神之义，畏神之威，知有善恶，知有是非，知有父兄，知有族党。无以小加大，无以少凌长，无以淫破义，无悖圣贤之训，无叛君师之教，是即神之所佑助者，则是乡寻与皇国共万年也。”

　　3.号召

　　国家意志与民众思想在忠孝的理念上达成一致，关公即由人成为神，成为儒

　　家忠孝节义理念的化身，贯穿于民间社会的认知体系；成为民间信仰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在以关公作为神灵教谕百姓的过程中，国家在场的另一种形式就是对关圣形象的宣扬和号召。以清朝为例，雍正、乾隆、道光、光绪年间均有此号召，如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怀仁新建关圣三代祠，碑载：“先是，雍正初年，有口旨诏天下口，咸立关圣三代祠，恒以妥神灵，以光孝治，意至深也。……乾隆丙寅，朔府判官龚公祖来摄怀篆，适因夏旱，虔口……告募。”

　　道光十一年（1831年），《鹅毛口重修关帝庙碑记》载：“今我皇上首隆祀典，发帑修建，更为先世所莫。京公卿士庶畴不效尤丰祀歟，此各处建庙所自起也。”清光绪二年（1876年），鹅毛口建忠义寺，碑载：“国家定制，自京省外州县皆得立庙祀事，巨典煌煌，远近无异辙者。”

　　4.以士作为中介

　　明清时期，以乡贤、生员为代表的士阶层，自觉地担负起在地方社会贯彻国家意志的责任，他们被称为无法进入官僚精英的文化精英，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和中介，也是国家在场的表现形式。他们作为中介的作用有表层和深层之分，组织修庙、募捐、出资、撰文、书丹只是其表层的作用。深层的作用是他们作为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士人，在乡间是国家意志的代言人，在修庙过程中，通过撰文，使国家意志与社会意识对接，赋予修庙以神圣的国家意志。如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怀仁金沙滩镇曹庄村重修关帝及马王、土王庙，朔平府平鲁县儒学生员于亨荣撰写碑文，从敬神、妥神的角度，强调修庙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碑载：“盖闻春祈秋报，所以妥神明也。建修庙宇所以虔祷祀也。夫乃知凡属生民所履之地，分所宜祭之神，皆宜为口口祠宇而奉香烟也。岂因村墟乡曲，人星户稀，敢不致虔诚以乞神灵哉？”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怀仁鹅毛口修关帝庙时，乡饮介宾杨济川撰文，写道：“且夫庙舍，开一村之盛衰；建修，验人心之向背”，俨然将修庙上升到了乡村文化建设的高度，将庙作为乡村文明先进与否的表征；承担乡村文化盛衰的载体。又言：“我村关帝庙旧有戏楼，由来久矣，层楼耸秀，今古奇观，远近驰名，军民皆仰此。”更明确了关公祠庙作为本村文化符号、名片的地位。

　　（三）地方社会的表现

　　“头上三尺有神灵”，是中国古代乡野间约定俗成的共识，神灵已经成为民

　　众的信仰，具有神圣不可动摇的特性。因此，民间对于修祠建庙具有自觉实施、积极主动的特点。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同时，有时还把祠庙作为履行乡村权力、体现公正的神圣场所。

　　1.出人力、物力、财力

　　乡村关帝庙修建所需费用均由地方社会承担，出资人包括地方工商业主、村

　　民等；施工建设及费用支出由“经理募化布施总纠首”（也称“会首”）负责，一般由本地乡贤、乡耆或庙宇住持做总纠首或会首。碑文的修撰、书丹由本地士人承担，一般有监生、廪生、庠生、乡饮介宾、致仕或辞官归乡的官员等（参见表一）。如清道光年间，大同左卫（治今左云县）三屯乡雕落寺重修关圣帝君庙，两次捐款涉及周围57个自然村；30家商铺；363人次，共收众施主布施钱四佰四十贰千八佰六十口文。另有木匠霍老三施木供器一件；石匠口口全施佛眼珠口双。共花钱四佰六十九千三佰四十七文，各项用工支出包括打石窑钱；买木头椽檩、琉璃瓦、砖瓦、石灰、绳子、膠膘钱；木工、泥工、画工钱；佛经钱、唱戏钱；米面钱、盐菜钱；木匠、泥匠、画匠、石匠工钱，及其它零星钱。

　　2.以祠庙作为立乡约、办公事之地

　　清光绪六年（1880年），怀仁县里八庄重修三圣庙，在碑文后面镌刻本村公约，碑载：“立阖村乡会公议村中规矩事：照得村中老幼知悉，均不准过犯，如有不遵者，定行罚数，决不姑宽。今将所禁止诸件事开列于左，以垂戒诸人：

　　第一件：凡庙中新旧公物，不准暂借。当如犯者，罚钱拾千文。

　　第二件：凡庙中议论公事，不准添言语，如犯者跪香一日。

　　第三件：凡庙宇砖瓦墙壁，不准间口损坏，如犯者罚油五斤。

　　第四件：凡庙中桌椅板登，不准轻瞒昧，如犯者罚钱一千文。

　　第五件：凡村中老幼打闹，不准混撞钟，如犯者罚油十斤。

　　第六件：殿中场面老幼不准掘坑取土，如犯者罚钱两吊。

　　大清光绪六年岁次庚辰中秋月上浣谷旦阖村合立。”

　　从以上碑文所载来看，清代乡村中的祠庙不仅是民众礼敬神灵、求福佑之地，而且是乡村议论、解决村里纠纷的“办公场所”。

　　（四）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对于民间文化发展的作用

　　以关公信仰为视角，明清乡村在关公庙的修建及信仰的确立和推广中，国家

　　的制度规范和神灵教化与社会的意识认同和自觉承担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对于民间宗教信仰的发展；民间文化的发展，甚至乡村社会的文明架构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文化多样

　　寺、庙视域下明清山西长城地带的乡村文化，呈现多样、繁荣的景象。种类多、数量多。宗教范围内除了中国传统的佛教寺院和道教宫观以外，还有天主教堂和清真寺，如位于大同市城区的清真大寺，始建于唐贞观二年（628年）；大同左云县的大单巴天主教堂，始建于清乾隆时期。民间祠庙遍布乡野，以称庙者为例，有井神庙、河神庙、马神庙、马王神庙、水神庙、二郎神庙、龙神庙、老君庙、泰山庙、恒山庙、北岳庙、东岳庙、十王庙、铁王庙、真武庙、子孙圣母庙、关帝庙、勒马庙（也称勒马关帝庙）、财神庙、火神庙、鲁班庙、酒仙庙、八腊庙、瘟神庙、疮神庙、窑神庙、五谷庙、胡仙庙、药王庙、黑虎庙、一诚庙、灵官庙、魁张庙、孙仙庙、商家庙、唐家庙、董家庙、潘家庙、杨家庙、范家庙、樊家庙、南双庙、北双庙、三义庙、三圣庙、三官庙、三灵侯庙、三皇庙、三王庙、安乐庙、桑乾神庙、拓跋三大王庙等52种。

　　2.乡村自养

　　据碑刻记载，不仅是关帝庙，其它庙宇、佛寺、宫观的修建，均由民众出资

　　解决。精神文化范畴之外的关乎民间社会公益性的事业，如修桥补路，也有民间力量的承担，《修路碑记》载，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平鲁县花圪坨村，有一段叫石节坡的路，极为崎岖，往来者均叹其险、虑其难。村中“信士王烈争公好义，率作兴事。一人倡之，三人和之，同国经理，共为捐资，将路修好，立碑记之。”

　　总之，以碑刻为视角，明清山西长城地带的关公信仰分布较广，祠庙形制多

　　样；关公信仰经历了从人教到神教的演变；以关公信仰为例，在民间文化的传承中，国家与社会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对民间文化的发展和地方社会的自治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