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焯：《全真道与云冈石窟》——佛道之争，全真教的“碧霞洞”为何敢开进云冈石窟？

 

　　本期推出的，是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的文章：《全真道与云冈石窟》看看当年佛道二教如何在云冈斗法。

 

　　▲飞越山西之云冈石窟

　　全真道与云冈石窟
 

　　云冈第2窟外壁上方，残留着摩崖题额“山水□清□”五个大字；下方的明窗西，镌有“云深处”径尺三字；靠近第3窟，上方有一石室，门额题“碧霞洞”三字。

　　这些遗迹，显然不是北魏刻石，而系后代增凿；也不似佛僧所为，而属于道教之物。

▲第2窟明窗上方“山水有清□”

　　

　　“碧霞”乃碧云、青霞之意，多见于宋元诗词中，描述的是道家闲云野鹤式生活的一道风景。洞，是道人居住之所，所谓“洞天福地”也。
 

　　在道教诸神中，有曰“碧霞元君”，传说是东岳大帝之女，北宋真宗时封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碧霞洞，当系碧霞元君所居洞府。
 

　　见于史志，道士隐居的碧霞洞不止云冈。长春真人丘处机再传弟子、云州金阁山（今河北赤城西北）灵真观的洞明子祁志诚（1219～1293）诗云：“靠山偎水构一窝，溪田自种几千科”；“深隐碧霞无伴侣，高山流水作比邻”；“碧洞深藏无限景，孰知蓬岛在人间”（《道藏·西云集》）。祁真人出山前，隐居于碧霞洞。清乾隆《凤台县志》卷17载《宿仙山朝元观题示》诗：“仙翁得仙事惝恍，碧霞洞主元元孙。”作者李俊民（1175～1260），状元，山西泽州人；凤台县，即今晋城市；碧霞洞在朝元观内。又，清光绪《山西通志》卷161《方外录》：“姜善信，赵城人。礼莲峰真人靳道元为师，隐居碧云洞，十年块坐一龛。中统间，世祖南伐，驻师驿亭，召善信问行师事，特陈仁义之举。”世祖，即忽必烈；南征，在其即位建元以前的宪宗蒙哥汗时（1251～1259）；碧云洞，清道光《霍州志》卷22作“碧霞洞”。
 

　　上述河北赤城、山西晋城、霍州三处碧霞洞，都出现在金元交替的蒙古国时代。

▲第2窟明窗西侧“云深处”

　　

▲“云深处”周围残留的一些文字

　　

　　云冈石窟的碧霞洞，居中开门，两侧各一窗，上部复有三窗，造型与北魏石窟迥然不同。外壁有一对梁孔，证明当年临崖架建过堂宇；洞中四壁也有梁孔遗迹，大约是为了搭建二层，一为供奉道家之神，二为隐士居住之处。
 

　　“云深处”、“山水□清□”所在的第2窟，有水出焉，明清号曰“石窟寒泉”，最为云中（大同市旧称）胜景。寒泉窟与碧霞洞，下临深溪，上揽白云，俨然一处道家崇尚的“青山云水窟”（李俊民诗句）景致。
 

　　云冈石窟被道人辟为仙境，碑碣无存、方志未载，不知始于何年。若就三处石刻的风化程度，比较清代摩崖题记分析，大致可以推测为明代以前，极可能与前述三处碧霞洞的时代相当。
 

　　对此，有一旁证可资参考。在云冈第33窟北壁，留有元代若干墨书游记，日本国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金石录》记至元年间（1264～1294）一则曰：“鲁班造就石佛山，不见僧人□自记。”这条竖书游记，写在菩萨弟子的右肋部，今天犹存。

　　为什么元初游人到云冈没有看到和尚，而特别留言慨叹？令人深思。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种：一是兵荒马乱，僧人逃遁，古寺荒废；二是佛山改换门庭，竟为外道居止。

 

　　检阅经籍，历史昭然。
 

　▲碧霞洞

　

　　翻开中国宗教史，佛、道二教斗争与消长此起彼伏，而总体上释教占据绝对优势。到在北宋真宗朝，特尊道教，大修宫观，老氏盛极一时。金兵破汴梁（今河南开封），灭北宋，国界南推，北国道教始重。
 

　　大同地区，自北魏平城时代，寇谦之道教昙花一现，随后形成以云冈石窟为主的佛教中心。后世或为边疆，或为游牧民族盘据，往往胡汉杂居；佛教因本胡教，始终被当地居民尊奉。特别是契丹辽朝、女真金朝，立大同为西京，对云冈石窟、华严寺、善化寺等庙宇都进行过大规模的修建。
 

　　大约金初开始发生些许变化，北宋神霄派传人元真子张侍宸被迎至云中，住持开元观；后来，其徒青霞子阎德源继任。阎氏在大同城西筑玉虚观，后受命提点中都十方大天长观（今北京白云观）；大定二十九年（1189）死于玉虚，《墓志铭》曰：“使太上之教丕阐于朔方者，先生之力也。”（大同市博物馆藏《西京玉虚观宗主大师阎公墓志》）。可见，直至金代玄风北渐，道教才在雁北地区站稳脚跟。

▼石雕狮子    (金代阎德源墓出土)

　　

　　 ▲石雕八卦香炉（金代阎德源墓出土）

　　

　　▲豆青釉暗纹长颈瓷瓶、白釉瓷罐、白釉印花碟（金代阎德源墓出土）

　　自金大安三年（1211）成吉思汗大举南伐，到忽必烈至元元年（1264）定都燕京（今北京市），逾半个世纪，是中国北方极为混乱、黑暗的时期，同时也是道教特别是全真道大发展的时期。
 

　　蒙古大兵压境，西京大同率先陷落，金源氏被迫自中都南迁汴梁。1217年，蒙古统帅木华黎于燕（今北京）、云（今大同）建立行省，分兵太行山两侧南征。十七年后（1234），金朝灭亡，北中国沦入蒙古贵族分割统治之下。在那兵燹连年、生灵涂炭、风雨飘摇的岁月来临之际，金人王喆（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以道释儒“三教归一”为旗帜，经弟子马丹阳、谭处端、丘处机等“七真”大力推行，在北方民间迅速形成一大潜在的政治力量。
 

　　1219年冬，成吉思汗遣使赴山东莱州，召请长春真人。明年春，丘公率十九弟子北上，经燕京，涉山后西行。1222年，到达西域雪山（今阿富汗境内），丘公劝以敬天爱民、清心寡欲，得到大汗的赏识，被尊为“神仙”。第二年，派兵护送东归，赐虎符、玺书，命掌管天下道教，尽免全真道差税。
 

　　1224年，丘公还居燕京天长观。据《元史·释老传》载：“时国兵践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无所逃命。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一时间，“玄风大振，四方翕然，道俗景仰，学徒云集”（《道藏·云山集》），全真道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

▲王重阳画像

　　

▲武昌长春观内的壁画“全真七子图”

　　

　　丘处机在西京（辖今晋北、蒙南、冀西北）一带，留有深深的足迹。
 

　　《道藏·磻西集》中，有他答《岭北西京留守夹谷清神索》诗一首：“东海疏狂犹目断，西京留守未心开；去年奉敕三冬往，今夏赍书九月来。北地官荣何日罢，南山道隐几时回；直须早作彭城计，燕国家风自不隤。”夹谷清神，《金史》作“夹谷清臣”，大定二十六至二十八年任西京留守；此前为陕西路统军使，兼知京兆府事，曾邀丘公赴终南山刘蒋村主持修葺王重阳故庵。该诗，约系大定二十八年（1188）丘公奉旨主持燕京万春节醮事毕；秋后，归终南山，途经大同时所作。诗中，既表达了丘公对燕、云北方道教发展前景的忧虑，同时也透露出云中之地道业未昌的现实。
 

　　时隔三十五年（1223），丘神仙由雪山返回西京汉地，则一扫往昔的惆怅气息，换作一派受命钦差、救民水火的慷慨。七月“九日至云中，宣差、总管阿不合与道众出京，以步辇迎归于第。楼居二十余日，总管以下晨参暮礼，云中士大夫日来请教，以诗赠之：‘得旨还乡早，乘春造物多；三阳初变化，一气自冲和。驿马程程送，云山处处罗；京城一万里，重到即如何！’……又闻宣德以南诸方道众来参者多，恐随庵困于接待，令尹公约束。付亲笔云：‘长行万里，一去三年；多少道人，纵横无赖！’……八月初，东迈杨河，历白登、天城、怀安，渡溃河，凡十有二日至宣德。元帅具威仪出郭西，远迎师入居州之朝元观，道友敬奉，……有云：‘王室未宁，道门先畅；开度有缘，恢弘无量。群方帅首，志心归向；恨不化身，分酬众望。’十月朔，作醮于龙门川。望日，醮于本州岛岛朝元观。十一月望，……醮于德兴之龙阳观。……十二月既望，醮于蔚州三馆。……甲申之春二月朔，醮于缙山之秋阳观。”（《道藏·长春真人西游记》）。
 

　　丘公在山后大同、张家口一带盘桓半年多，开演法会，宣道度民，西京州县成为他作为官方教主的首善之地。

▲丘处机画像

　　

　　1227年丘长春死，门徒清和子尹志平、真常子李志常相继接任，全真道达到鼎盛。

　　先是，蒙古大举“兵火已来，精剎名蓝率例摧坏。”（元《至元辩伪录》，下同）。丘神仙载誉归来，各地全真教徒大建宫宇，多改废寺为观。“始居无像之院，后毁有像之寺；初夺山林之精舍，……以修葺寺舍、救护圣像为名。居之既久，渐毁尊像，寻改额名。”“打佛像而安老像，废菩萨而作天尊。……京城及内属州县，占夺寺舍，侵植田园，磨毁碑幢，损灭佛像。……其余东平、济南、益都、真定、河南、关西、平阳、太原、武朔、云中、白霫、辽东、肥水等路，打拆夺占，碎幢磨碑，难可胜言，略知名者五百余处。”
 

　　涉及山后地区，《辩伪录》载：“西京天城毁夫子庙为文成观；……太原府丘公弟子宋德芳占净居山，穿石作洞，改为道院，立碑树号；……（混）[浑]源西道院本崇福寺，道士占讫。……德兴府水谷寺，旧来佛像及十六罗汉，并是石作，妙尽奇功。兵火之后，无僧看守，有诸道士窃而居之。日久绵远，恐僧争夺，故泯其迹，遂毁诸像，填于水堑。”
 

　　天城，即今天镇县，改孔庙为道观，约在丘公掌教时；净居山道院，即今太原龙山石窟，开凿于1234年；德兴府，即今河北涿鹿。祥迈《辩伪录》，因主述燕京地区全真道改寺为观之事，故对其它地区除几例重点提及外，只是泛泛而言云中等路“打拆夺占，碎幢磨碑，难可胜言，略知名者五百余处。”不过，仔细考察这段历史，我们还是能够发现全真教在大同一带发展的轨迹。
 

▲太原龙山石窟

　　

　　

　　▲龙山石窟三清龛

　　由全真教宋德芳（道号披云子）主持兴建

　　▲龙山石窟卧如龛

　　由全真教宋德芳（道号披云子）主持兴建

　　▲披云子自赞龛

　　由全真教宋德芳（道号披云子）主持兴建

　　▲七真龛

　　由全真教宋德芳（道号披云子）主持兴建
 

　　《道藏·甘水仙源录》卷6《浑源县真常子刘君道行记》：“癸未秋，真人丘长春入觐回，君执弟子礼，迓诸银海之东。……因授秘诀，加号真常，令筑室西京。未几，推为道官长。游戏十年，庭无一讼。逮长春仙蜕，清和绍休，尤与君相得。”银海，盖今内蒙古凉城的岱海；刘真常（字道宁），原本行道于浑源恒山，经丘公收归全真；尹清和，随丘师东归后，住持缙山（今延庆县北）秋阳观、德兴龙阳观、上谷烟霞观，布教于武川（在今宣化）以东的山后地区，故与刘真常友善。
 

　　1227年，尹清和继掌道门。1235年前往终南山全真祖庭（在今西安市西南四十公里的户县祖庵镇），“由云、应南下，所至原野道路，望尘迎拜者，日千万计；愿纳宫观为门弟子者，若前高之玉虚、崞县之神清、定襄之重阳、平遥之兴国，咸请主于师。”（《道藏·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下同）。道教各宗枝，纷纷投附效忠。其中，主动让贤的崞县（今原平崞阳镇）神清观住持云阳子柳志春，即马丹阳弟子薛知微（1150～1232）之神足。薛氏一生，“度门弟子数百人，唯侯志忍、柳志春、唐志安、范志冲四人为入室，皆立观度人于河东、云、应间，为当代之高道。”
 

　　从《道藏》相关记载推测，唐志安、范志冲约在丘公归西京后，来到大同、应县一带仙居。1236年春，尹道统规度祖庭宫观；“既而，被命于云中，令师选天下戒行精严之士为国祈福，化人作善。”（《甘水仙源录》卷3）。西京大同全真教再掀高潮。《甘水仙源录》卷8云：“全真为教，始以修真绝俗、远引高蹈、灭景山林，如标枝野鹿，漠然不与世接。……终之，混迹人间、蝉蜕泥滓，以兼善济物为日用之方。”可见，云冈碧霞洞及其道观，属于全真教初期作品。开山架阁，工程非小，可能与清和道主亲临大同有关。

　　云冈石窟，千古名刹，而今明代以前碑碣、经幢荡然无存；金代灵岩大阁，考古发掘不见朽木灰痕，有拆毁之嫌；后世包泥像里，多有砸毁之躯。特别是第1、2窟内，佛胎外的包泥彩像，溜肩匿手，形象猥琐，表情怯懦，不类云冈庄严佛法，有似太原龙山全真道像。

　　《辩伪录》讲：“兵火之事，代有废兴，未尝有改寺为观之事。”金元之际全真道入主云冈，必然是一场灾难。

　　

　　当全真道鼎盛之时，佛教声势渐复。蒙哥汗五年（1255）、七年（1257），少林寺住持福裕上表，指责全真道杜撰伪经、改庙毁佛。在西僧那摩等支持下，朝廷先后召李志常、张志敬到和林（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尔和林），与僧人辩论，道士理屈。廷命禁造、焚毁伪经，归还侵占的寺院。参与辩论的十七名道士被勒令落发为僧，中有“西京开元观讲师张志明”（《辩伪录》）者，足见当年大同府全真道之盛。
 

　　同年“秋，少林复奏：续奉纶旨，伪经再焚，僧复其业者二百三十七所。”（《辩伪录》张伯淳序，下同）。不久，忽必烈即位，尊西僧八思巴为国师，佛教被确立为国教。至元十八年（1281）“冬，钦奉玉音，颁降天下：除《道德经》外，其余说谎经文尽行烧毁；道士爱佛经者为僧，不为僧道者娶妻为民。”
 

　　大约此后，各地被占佛寺全部恢复，甚至出现了反侵道观之事（元成宗时弛禁，全真教复苏，归还）。二十二年（1285），“集诸路僧四万于西京普恩寺，作资戒会七日夜。”（《元史·世祖纪十》）。普恩寺，即今善化寺。云冈佛寺的重建，应在各地僧人来临之前。

▲大同善化寺
　　

　　关于金元之际这场佛道之争，道家耻言，释氏记述混乱，且不全面。幸赖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文，发微索隐，多有澄清。但是，援庵先生忽略了一位高僧。
 

　　《辩伪录》记：1257年全真道士廷辩败北，“遣使臣脱欢将（者）[着]樊志应等十有七人，诣龙光寺削发为僧。”“论毕，那摩大师使西京明提领、燕京定僧判、玉田张提点、德兴府庞僧录及随路僧官，监守防送来到燕京。”

　　西京明提领，即海云禅师之徒、西京大华严寺住持慧明。
 

　　海云（1202～1257），号也，姓宋，名印简，山西宁远（今五寨）人。早年为僧，蒙古大兵南下被俘，后入燕京住持大庆寿寺（原北京西长安街双塔寺）。1242年，“护必烈大王请师赴帐下，问佛法大意，王大悦，从师受《菩提心戒》。……奉以师礼。”（《补续高僧传》卷12）。1251年，蒙哥汗“以僧海云掌释教事，以道士李真常掌道教事。”（《元史·世祖纪一》）。六年后，卒于大同华严寺。
 

　　慧明（1199～1270），蔚州灵丘李氏。今大同市博物馆存有至元十年（1273）祥迈《西京大华严寺佛日圆照明公和尚碑》，碑记：慧明早年，拜西京南关崇玄寺崇业大师，受教为徒。数年后，“决志游方，遍寻禅匠。……后抵燕之庆寿，参海云老师，一见欣然，便通入室。”1245年辞师，归隐灵丘曲回寺。1250年，代海云师住持西京大华严寺，遂重修寺院。1255年“春，庆寿虚席，燕京府僚及海云疏，命师主之。”
 

　　关于明公代师提领汉地释教，住锡“庆寿三年”的事迹，我们仅知大概。第一年，立《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师碑》；第三年，在和林参与主持释道廷辩。又，“世祖与太子屡临法筵，出内帑作大施会。”（《补续高僧传》卷25）。明公自和林归燕京不久，退隐曲回。“闲庭净几，翛然静适者数年，而华严之命复下矣。”（《元慧明传》）。至元七年（1270）二月，在华严寺圆寂。

▲大同华严寺全景图

　　▲华严寺山门、大雄宝殿、华严宝塔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8《至温禅师塔铭》云：“故太保刘文贞公，长师一岁，少时相好也。刘公厌世，故思学道，师劝之为僧，同参西京宝胜明公。既而，为世祖知遇，侍帷幄为谋臣。”刘文贞公，即元世祖时重臣刘秉忠；至温（1217～1267），与秉忠是邢州（今河北邢台）同乡；“西京宝胜明公”，约即慧明。
 

　　《明公和尚碑》记，慧明投西京崇业大师，“未周数载，幽致大通。……学者追崇，负帙座下。”秉忠、至温当在追崇者之列。《元史·刘秉忠传》：“后游云中，留居南堂寺。世祖在潜邸，海云禅师被召，过云中，闻其博学多材艺，邀与俱行。既入见，……世祖大爱之，海云南还，秉忠遂留藩邸。”
 

　　南堂寺，又号永宁寺，在明清大同城东南隅，与南关崇玄寺相近。1242年刘秉忠随海云北上，值慧明游学庆寿，有可能经他推荐。关于至温，《塔铭》曰：“世祖征云南还，刘公请承制锡师号曰：佛国普安大禅师，总摄关西五路、河南南京等路、太原府路、邢、洛、磁、怀、孟等州僧尼之事，刻印以赐。师锐意卫教，凡僧之田庐见侵于豪富及他教者，皆力归之。……五台山清凉胜会，凡百昼夜，既得请，兴废于兵火数十年之后，师假贷以经始，……山之真容等院因以完实，而新美若此者，特其材略之余绪也。师既开山龙光，又作大都之资圣、真定之安国、汾阳之开化、彰德之光天、固安之兴化、三河之莲宫，余不能尽纪。宪宗末年，僧道士有诤，各为违言以相危，上命聚讼于和林，剖决真伪。师从少林诸师辨之，道士义堕，薙须发者十七人。道宫之复为僧者，以千百计。”温公不仅参加了廷辩，还主持了许多佛寺的收复与重建。
 

　　海云、慧明相继住持燕京大庆寿寺和西京大华严寺，总统汉地释教，正值佛道斗争白热化阶段，也值佛教势力由劣转强、大规模收复失地之时，无疑是这场运动的直接领导者。
 

　　史籍虽未明载他们在这方面的作为，但海云又曾住锡兴州仁智寺、燕京竹林寺、易州兴国寺、兴安永庆寺、昌平开元寺、真定临济寺、云中龙宫寺，“凡得师法乳者一十三人，落发弟子千有余人；受戒俗徒、王公贵人，不暇百数；善友信士，以千万计。”（大同市善化寺藏《佛日圆明海云佑圣国师舍利宝塔记》）。慧明“前后五迁大刹，……出家门资隶名受训者，百有余人，在家士女请名禀教者，亦千余数。”（《明公和尚碑》）。兴教护法之功，卓然可见。或许，当年海云避居西京、明公退隐曲回，其真实原因正在于此。

　　▲海云禅师石雕像
庆寿寺灵塔地宫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观慧明生平，承海云衣钵，门生徒孙遍天下。《明公和尚碑》曰：“嗣袭法道者七人：首曰昭冲，奉旨住大庆寿寺，承海云之道，为僧门总统；次曰义辩，住西京南关崇玄寺；次曰法钟，继住华严，堂构先业。余者各为一方法主。”
 

　　各为一方法主的四位徒弟，不知住持何寺？而书写碑文的“曲回山寺住持、嗣法松庵悟圆”，约即其一。仅大弟子昭冲继住庆寿，为僧门总统一例，即非同小可。又有妙文（1237～1319）者，“蔚州孙氏子，九岁为僧，十有八畦服游学，跋涉云、朔、燕、赵之墟。具戒，抵京师，依大德明公，学圆顿之道”（《补续高僧传》卷4），后住持蓟之云泉寺、大都宝集寺。据《元史·张思明传》：“仁宗即位，浮屠妙总统有宠，敕中书官其弟五品”。妙文也曾一度出任北方佛教总统。按海云、慧明门下这批僧侣，自蒙古国时代到元朝前期，至少七八十年，一直属于中原佛教的核心领导集团，抑道兴佛，决非无所作为。
 

　　在云冈石窟山上，旧有三幢墓塔。其一镌曰：“开山历代祖师：明公、﹖公、汝﹖公、喜公、□□、□□、糹﹖惠、续贵，徒宗玉、宁崇福﹖。万历十九年九月拾九日，重修见塔。释子宗禄、宗净﹖，门徒惠义、惠安，□徒﹖□□、明觉、□□。□平府石匠杨进﹖全。”（日本国《云冈石窟·金石录》）。这块《开山历代祖师》石铭，今已无存。按明万历十九年（1591）重修者，为“宗”字辈僧，上溯祖师约为七、八代，住持云冈者约10人，加上现任住持宗禄，约为11人。即便中间没有漏记，开山始祖明公，也当系元代人。
 

　　此明公，从大同及云冈历史推测，应当就是慧明和尚。可惜，碑中明公以下二人的名字泐不可辨，我们无法从《明公和尚碑》阴所刻徒、孙的名单中确认其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