砖石铭刻、经卷法帖残卷中，寻找北魏平城的佛寺（上）

　　2005年12月下旬, 应日本国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冈村秀典教授的邀请, 笔者赴该所进行学术交流, 期间在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上野祥史博士、东京女子大学大川裕子博士的陪同下参观了东京书道博物馆。该馆位于东京都台东区根岸2丁目10番4号, 是由日本著名书法家、收藏家、油画家中村不折先生(1866—1943)于1936年以自己的住宅作为馆址创建的私立博物馆(现为公立博物馆), 该馆主要收藏中国历代书法文物, 包括甲骨、青铜器、陶器、玉器、石碑、造像、古砖、瓦当、玺印、封泥、镜铭、法帖、墨迹, 以及经卷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等等, 是研究中国和日本书法史的重要场所, 颇为学界所重视。晚清甲午战争时期, 中村曾作为战地记者来到中国, 期间广泛搜集中国金石碑刻等文物, 庋藏宏富。其馆藏珍品中不乏如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唐武则天时期的印刷品《妙法莲花经》残卷, 及多种版本的《淳化阁帖》(包括最早的夹雪本)等稀世珍宝。

　　在展出的大量汉魏六朝时期的砖石铭刻中,笔者发现一块很小的铭文砖, 说明牌标注为“北魏神䴥四年造塔记砖”, 此前从未见诸报导。因该馆展厅中不许拍照, 笔者只得现场抄录文字, 近来经大川裕子博士联系, 该馆提供了相关信息和照片。现摘录铭文于下:

　　神䴥四年辛未二月朔

　　造舍利塔七级平城长

　　庆寺万城昇平年丰民

　　乐苴倩昙云译大藏真

　　经卅部香泥木石其固

　　右山(?)叭镇太平结塔□

　　□□□缘僧永慈为记

　　（编者：由于作者抄录时直接面对砖石，字迹不好辨认，(?)处“右山”应为“若山”，□□□□似为“僧恬静劝”四字。）

“北魏神䴥四年造塔记砖”拓片            图片来源于边之的博客

　　

　　铭文内容十分简单, 据日方提供的资料, 铭文砖是日本昭和时代(1926— 1989)初期中村不折收集的, 但具体的流传经过不明。书道博物馆在所有书籍、简介上都没发表过该资料。铭文砖为北方常见的易熔黏土烧成的青砖。砖长16.1厘米, 宽15.5厘米, 厚4.3厘米, 有方形界格。铭文竖行, 自右向左读, 砖一侧平面刊刻铭文7行, 每行9字,共计63个字, 其中5个字漫漶不清。隶书体, 个别文字刊刻不甚规整, 文字周围皆素面无纹饰, 另一面未注明是否有文字或花纹。“昇”字现简化为“升”, 但古汉语中“昇”、“升”并存, 文意略有区别。

　　由铭文可知, 北魏平城曾建有佛寺长庆寺, 寺内建有七级舍利塔, 寺内或塔内藏有大藏真经三十部, 为僧苴倩、昙云所译, 铭文是由僧人永慈撰写的。此平城长庆寺以及铭文提及的三位僧人苴倩、昙云和永慈不见任何北朝文献, 也不见载于《高僧传》和《续高僧传》等佛教典籍。

　　神䴥是北魏第三个皇帝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年号，神䴥四年当公元431 年。砖铭起始记“神䴥四年辛未二月朔”,联系其后文意，此纪年可能是七级舍利塔的完工时间。佛教初传中国, 佛寺仍沿袭印度及中亚风习, 往往以佛塔为中心布局, 北魏时期佛塔本身虽然已中国化, 在布局上也吸收了部分官式建筑的特点, 但以塔为中心的布局依旧, 称之为“塔寺”,在佛塔外围, 佛殿、僧房等建筑环列其周, 云冈石窟诸多中心塔柱洞窟正是这一现实的反应。大型佛寺尤其如此, 如洛阳永宁寺, 高层佛塔成为寺中最重要的建筑物, 塔的建成也常常是当时京城的一大盛事。神龟元年(518年)冬, 尚书令、任城王澄有感于洛阳城中佛寺泛滥的局面, 曾在奏折中说:“遣府司马陆昶、属崔孝芬, 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 数乘五百, 空地表刹,未立塔宇, 不在其数。”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传》)从中不难看出, 当时北魏洛阳的重要寺庙皆设置有塔, 洛阳城中至少有塔五百多座, 可谓佛塔林立, 而无塔的寺庙其地位显然较低些, 这些当是从平城继承而来, 平城佛寺亦当如此。长庆寺塔高达七级, 是文献记载中京都平城的第二座七级佛塔, 另一座即著名的永宁寺七级佛塔。据《魏书·释老志》(以下简称《释老志》)记载：天安二年(467)“其岁高祖诞载, 于时起永宁寺, 构七级佛图, 高三百余尺, 基架博敞, 为天下第一。”后为火所焚,是平城的最高建筑。长庆寺舍利塔早于永宁寺塔36年, 是当时平城境内最高的建筑。由于佛塔的建设难度大, 施工周期长, 所以在以塔为中心的佛寺建设中, 塔可能是整个佛寺建设过程中最先开工的, 也是最后完工的项目, 塔的完工时间极有可能就是寺院建成的时间。

　　早在东晋兴宁二年(364)沙门慧力于京城建康瓦官寺造多宝石塔, 佛寺中已有立石塔的先例。北魏时期有“曹天度造千佛石塔”, 据石塔底座上的石刻题记, “天安元年”(466)造于平城, 为9层石雕塔。但平城长庆寺七级塔不大可能是石雕塔, 因为后者一般会直接称做“石塔”,而木塔则不一定明确称“木塔” , 而是称之为“塔”。

　　太武帝灭法在太平真君七年(446), 晚于砖铭纪年十五年, 太武帝在灭佛诏书中说, “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 尽皆击破焚烧” (《魏书》一一四《释老志》), 寺塔也在被毁之列, 平城长庆寺可能毁于这次灭法, 故北朝文献无相关记载传世。太武帝灭法虽因当时留守平城的太子晃“缓宣诏书, 远近皆豫闻知, 得各为计”,使僧众“亡匿获免, 在京邑者, 亦蒙全济。金银宝像及诸经论, 大得秘藏”, 但“土木宫塔, 声教所及, 莫不毕毁矣。”(《魏书》一一四《释老志》)《高僧传· 释昙始》记载这次灭法时说:“毁灭佛法, 分遣军兵烧掠寺舍, 统内僧尼悉令罢道。其有窜逸者, 皆遣人追捕, 得必枭斩, 一境之内, 无复沙门。”这次灭法活动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对佛寺建筑的毁坏,平城长庆寺自当难免。

　　铭文“大藏真经”是对佛经的泛称, 这里并未确指所译何经。魏晋南北朝时期译经者多西域胡人, 或具有西域背景的汉人, 如洛阳永宁寺“译场之壮丽, 世未曾有, 当时译经之僧人, 为昙摹流支、法场、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瞿昙般若流支等六人”, 基本上是来自南、北天竺的胡僧。苴倩、昙云译经达三十部之多, 应是两位精通佛经的僧人, 极有可能是来自西域的胡人。但早期译经常常采用两人合译的方式, 一人为胡人, 一人为汉人, 后一种可能性也很大。

　　“万城升平, 年丰民乐”是作为舍利塔建成的吉兆而加以渲染的, 放置三十部大藏真经或许正是建此舍利塔的起因。

　　此《神䴥四年造塔记》是目前所见北魏平城时代最早的石刻文字, 比此前最早的太平真君四年(443)《嘎仙洞祝文刻石》早12年；比文成帝兴安三年(454)《韩弩真妻王億变墓碑》早23年；比文成帝和平二年(461)《皇帝南巡之颂》碑早30年；比新近发现的大同太延元年(435)破多罗太夫人壁画墓出土的漆器文字也早4年。因此, 该铭文不仅可补早期魏碑文字的缺憾, 而且对魏碑书法艺术形成、演变的研究也颇有益处。

《嘎仙洞祝文刻石》拓片

　　

　　鲜卑早期历史主要见于《后汉书· 乌桓鲜卑列传》、《三国志· 乌丸鲜卑东夷传》、《晋书》和《魏书· 序纪》等文献, 但其中没有记载立国前鲜卑与佛教的关系。鲜卑人接触佛教在魏晋时期,“及神元与魏、晋通聘,文帝久在洛阳，昭成又至襄国, 乃备究南夏佛法之事。太祖平中山, 经略燕赵, 所迳郡国佛寺, 见诸沙门、道士, 皆致精敬, 禁军旅无有所犯。”鲜卑人是受汉民影响而接受佛教的。拓跋珪天兴元年(398)下诏:“‘其敕有司, 于京城建饰容范, 修整宫舍, 令信向之徒, 有所居止。' 是岁, 始作五级佛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 加以缋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 莫不严具焉。”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这是平城最早的佛寺。北魏立国之初, 佛教就受到重视。在建立寺庙的同时, 并成立了官方的佛教管理机构, “皇始中, 赵郡有沙门法果,诫行精至, 开演法籍。太祖闻其名, 诏以礼征赴京师。后以为道人统, 绾摄僧徒。”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这是北魏有僧官之始。道人统乃中央僧官机构监福曹(太和二十一年改为昭玄)之首长, 文成帝又于兴安元年(452),设都维那于道人统之下。不久, “和平初, 师贤卒。昙曜代之, 更名沙统”(《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佛教管理机构的设置, 说明道武帝时期北魏境内尤其是平城一带僧侣数量已然不少, 而且佛教在当时社会所扮演的角色已经引起当权者的重视。

　　道武帝之后, 北魏历代帝王无不高度重视佛教, 即使是曾经残酷灭法的拓跋焘, 也曾在北魏时期的佞佛活动中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他帝王更不必说。经太武帝短暂的灭佛之后, 高宗文成帝“重兴佛教, 修复寺宇。释门广被, 始自文成。凡度僧尼三万许人。”期间开始了规模宏大的云冈石窟的开凿。孝文帝时“硕德高僧四方云集……所度僧尼一万四千人”(乾隆《大藏经》卷九《辩正论》)。到太和初, “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 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 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迁都洛阳后, “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 徒侣逾众。”洛阳佛宇最盛时多到“一千三百六十七所” 。后来到了孝静帝天平元年(534)迁都邺城, 洛阳残破之后, 还“余寺四百二十一所”。据《辩正论》载, 北魏时期“国家大寺四十七所。……其王公贵室五等诸侯寺八百三十九所。百姓造寺三万余所。总度僧尼二百万人”(乾隆《大藏经》卷九《辩正论》), 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佛教高潮。

　　平城时代都城中汇集了大批高僧大德, 如法果、惠始、师贤、昙曜、道进、僧超、法存等等, 建立佛寺一百余处, 但见于文献记载的佛寺却十分稀少, 现略考如下:

　　1.五级佛图、耆阇崛山、须弥山殿、讲堂、禅堂及沙门座

　　建于天兴元年(398), 官寺,是北魏平城最早的佛寺。据《释老志》记载, 天兴元年“始作五级佛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 加以缋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 莫不严具焉。”以上可能包括三座佛寺, 即五级佛图、须弥山殿和耆阇崛山。五级佛图和须弥山殿是用寺院中的主要建筑借代该寺, 具有早期佛寺的命名特征。佛图也称浮图、浮屠,为佛陀的音译, 意译为净觉, 也是寺塔的别名。《释老志》记载平城“起永宁寺, 构七级佛图, 高三百余尺”, 即为例证。五级佛图当是寺院中以五层佛塔为主要建筑的佛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魏时期佛寺布局的主要特征。

　　耆阇崛山, 又作只阇崛山、耆阇多山、崛山, 意译作灵鹫山、鹫头、灵山, 位于中印度摩羯陀国首都王舍城之东北, 为著名的佛陀说法之地, 法显《佛国记》和玄奘《大唐西域记》对此山皆有详细记载, 后者称“鹫峰” (《大唐西域记》卷九)。有学者研究认为, 此处耆阇崛山即文献中的灵岩山, 今名武州山, 就是云冈石窟所在之处, 这里以耆阇崛山代指云冈石窟最早的洞窟, 也就是那里的佛寺。讲堂、禅堂及沙门座则是以上佛寺的附属建筑。

云冈石窟最早的洞窟——昙曜五窟

　　

　　2.长庆寺

　　见《东京书道博物馆藏北魏神䴥四年造塔记》, 如前述, 从略。

　　3.八角寺

　　不知始建何时, 太武帝太延(435—440)时仍存在, 高僧惠始生前曾居此寺。惠始俗姓张, 清河人, 据《释老志》载, 惠始曾在长安“观习经典”, “三辅有识多宗之”, 并得到刘裕子义真及僚佐的敬重, 在关中具有很高声望。“世祖初平赫连昌, 得沙门惠始。……统万平, 惠始到京都。”太武帝平赫连昌在始光三年(426), 北魏大举攻夏, 克长安, 兵临统万城, 掠万余家而回。次年(427), 占领夏都统万, 赫连昌逃往上邽。始光五年(428), 北魏攻上邽, 赫连昌被擒。“初平赫连昌”当指始光三年事, 惠始应是随着被掠的万余家一起从统万城来到平城的, 在平城期间得到太武帝的尊敬, 太延(435—440)年间终于八角寺, 并葬于该寺, “至真君六年(445),制城内不得留痤, 乃葬于南郊之外,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说明八角寺位于平城城内, 但确切位置不明。

　　4.五级大寺

　　《魏书》诸本“级”作“缎”,《册府元龟》卷五一、《广弘明集》卷二作“级”, 中华书局标点本《魏书》校勘记认为：“按五级, 指寺之塔, 也即称此寺为‘五级寺'”。则五级大寺当必有五级塔, 名为大寺, 该寺在平城理应是规模很大的佛寺。据《释老志》,“兴光元年秋, 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 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 各长一丈六尺, 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显然此寺为官寺。为帝王立像, 正如沙门法果所言“太祖明睿好道, 即是当今如来, 沙门宜应尽礼。”他曾对人说:“能鸿道者人主也, 我非拜天子, 乃是礼佛耳。”(《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开创了出家人拜世俗帝王的先例。

　　5.永宁寺

　　天安二年(467)为拓跋宏降生而建, 为京都平城最大的佛寺, 官寺。遗址至今尚未发现。《水经注》记载其位于平城南部。寺内有七级佛塔, “高三百余尺, 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是平城的最高建筑。孝文帝即位后屡次在此活动, “承明元年八月, 高祖于永宁寺设太法供, 度良家男女为僧尼者百有余人, 帝为剃发, 施以僧服, 令修道戒, 资福于显祖。……太和元年二月, 幸永宁寺设斋, 赦死罪囚。三月, 又幸永宁寺设会, 行道听讲, 命中、秘二省与僧徒讨论佛义, 施僧衣服、宝器有差。”(《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迁都后又在洛阳建永宁寺, 为“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宫前阊阖门南一里御道西”。“灵太后亲率百僚, 表基立刹。佛图九层, 高四十余丈, 其诸费用, 不可胜计。”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仍为洛阳最大佛寺, 该寺遗址已经勘探和发掘, 布局清晰,两处永宁寺的位置相同, 皆位于宫城南, 从笔者对平城明堂遗址和洛阳永宁寺的对比说明 , 洛阳建筑受平城时代影响十分明显, 洛阳永宁寺也当保留着平城永宁寺的部分特点, 这对后者的研究将不无裨益。

平城永宁寺位置复原。图片来源于《山西省历史地图集》

　　

　　洛阳永宁寺想象复原图，由此可以推想平城永宁寺的状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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