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子瑾：大同“尚武”有传承

　　中国武术是古代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以其内容丰富、流派繁多被誉为“国术”或“武艺”，国外对中国武术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中国功夫”。

　　说到中国武术，人们往往会联想到一个个充满神奇色彩的绿林好汉、草莽英雄。上下五千年，在中国武林中身怀绝技的大侠史不绝书，我以为武术同京剧堪称“国粹”之双璧。
　　这本由王占斌编著的《大同武术史》，对千百年来流传在大同地区的拳种及其源始、发展，做了系统的梳理，从“角力”到“骑射”，及由此而逐渐形成的各种流派，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特别是由大同拳师李德懋编创的八法拳，是继承弘扬中华武术的一个闪光的亮点。
　　大同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军事地位，且看“府东连上谷，西界黄河，北控朔漠，南达并恒，自昔用武地也”。两千多年来，大同一直是北方边陲重镇，正因为如此，“尚武”成为大同一大风气，诚如《大同县志》所载：“俗尚武艺，自昔而然”。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人才辈出，出现了一个特殊阶层——“士”，“士”阶层经过“文武分途”以后，各自向专门化的方向发展，武士的勇气和技艺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武士中间十分重视和提倡“拳勇”“技击”，每当春秋两季，各地武士常集中在一块儿比赛，切磋武艺。《管子·七法》记述了当时的盛况，“春秋角试以练精锐为右……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雄，故举之如飞鸟，动之如雷电，发之如风雨”，这种竞技盛况已经有点后世打擂比武的意思了。
　　在冷兵器时代，“士”的武艺高下，在战争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战争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养士”成了各诸侯国的贤达们网罗人士的重要手段。以信陵君为代表的“四大君”，都曾招徕上千“士”为其服务，他们及他们所养的“士”，在中国历史上曾谱写过悲壮雄伟的动人篇章。荆轲、要离，直到霍元甲、燕子李三乃至当年盗蒙疆银行的大同名侠李文魁……可以说两千多年来，这种“侠气”一直贯穿至今，“侠肝义胆”也成了对这些侠士的褒奖之词，诚如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谈到的：“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拳者起”。
　　“侠士”的平民化，使“侠士”有了顽强的生命力，换言之，中华武术，扎根于人民大众之中，所以千百年来传而不衰，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朵“奇葩”。
　　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占斌的《大同武术史》一书不但为大同武术文化的传承留下一块丰碑，也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社会发展到今天，传统武术彰显和突出的更多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尚武”精神，是民族发展绵延不绝的动力。武术在战争中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然而千百年来一脉相传的志士仁人的那股“侠气”，却是我中华民族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才是此书真正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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