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府 | “云冈学”的创建势在必行

编者按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云冈石窟考察时，几次询问到有没有“云冈学”的问题；其后，省委书记楼阳生亲临大同，进一步关于创建“云冈学”学做出指示；几乎与此同时，省委常委、大同市委书记张吉福紧锣密鼓地为创建“云冈学”及成立“云冈学”学院做出一系列安排。其实，大同从来不缺乏关心云冈石窟的市民，也不缺乏有志于研究云冈石窟的人士，我市著名学者韩府教授早在25年前就曾发表过创建“云冈学”的文章，我们将逐步将这一系列文章转载，以向各级领导及全市汇报。

“云冈学”的创建势在必行

韩 府

摘 要：由于云冈石窟缺乏文献和我们对它的创造者鲜卑民族所知较少的缘故，石窟的研究遇到了较多困难，需要创建一个新型的学科“云冈学”来打破这种僵局。目前，建立“云冈学”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关键词：云冈学；云冈石窟；研究

近十几年尤其是近几年来，真正了解云冈石窟研究现状的“个中人”，不约而同地都有一个共识：云冈石窟研究的重大突破和长足进步，有待于一种方法上的质变式的飞跃；同时，从事和关心云冈石窟研究的敏感人士也都隐约觉察到一种躁动，预感着一个新的生命体正在孕育之中。其实，这两者是共同的，所盼企的和预感到的都是一个新型的即将诞生的学科：云冈学。限于篇幅，本文仅对“云冈学”作一点形而上的探讨。有关“云冈学”的具体构想将在《关于建构“云冈学”的初步设想——深层次、多侧面、全方位地开展云冈石窟研究》一文中发表。

一、云冈学的建构是云冈研究的必由之路。

云冈学诞生的一个主要契机是云冈石窟自身具有的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更准确的说，是云冈石窟的先天不足。研究人员都知道，就仅在“中国三大石窟”的范围内而言，云冈石窟研究中遇到的困难，大而又大，多而又多，而且这种困难既不同于敦煌，也不同于龙门。这些困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要研究一项文化遗产，必须研究它的创造者和占有者的经济、政治、文学、艺术、军事、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习俗等等，只有搞清了这些相关的背景性的情况，才能反过来清楚地认识它本身。研究敦煌，可以借鉴匈奴史、吐蕃史、西夏史，以及印度佛教、密教的现有成果；而龙门则基本上是以汉民族文化为基础的产物，石窟所在的洛阳地处中原腹地，汉民族文化在这里繁衍发达，留下许多相关痕迹，因而，龙门石窟的研究也可称是左右逢源、轻车熟路，甚多方便；唯有云冈，它是以鲜卑族文化为主体，掺杂了少许汉民族和别的少数民族的若干原始风情构成的一个特殊文化组合体，目前学术界对于鲜卑这个神秘的民族所知甚少，故有的学者甚至称之为“来无踪，去无影”的民族，不无道理，另外，与云冈有关的佛教经典也不易见到，有的或许已经散逸无存。其次，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三大石窟中，云冈最缺乏文字记载，敦煌有石室遗书等一大批文献，可成为敦煌学的书面资料，云冈却无半片帐单；龙门除了具有较高书法价值的著名的“二十品”，还有内容丰富的碑碣、题记近三千余方，此外还有较为详细的史书记载；而云冈则不然，严格地说没有几通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碑刻，视为珍品的几则题记铭刻，或者语焉不详，或者残缺不全，至于古籍文献的记载不但十分罕见，而且彼此抵触、相互矛盾，常常让人无所适从，在提供线索的同时，又带来了诸多的干扰，可以说举凡一切有价值的文字，云冈都少，少得可怜，少得惊人，少得让研究人员望窟兴叹，一筹莫展。

由于这种特点，对于云冈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困难，可谓步履维艰，从本世纪初云冈再次受到世人重视到现在，先后曾有中外无数学者名流光临，考察观摩，取得了一些成果。然而，这些成果不能说是尽如人意。首先，上述特点决定了云冈石窟研究的难点多、疑点多。因而，已有的成果一部分仅是自圆其说，不能取得学术界的公认；一部分则是假说式的猜测，尚缺乏有力的确证和依据。其次，在云冈石窟研究蹒跚行进中，暴露和发现的新问题却是日甚一日，就是说，研究的结果是：解决问题的速度，远远不及产生和发现新问题的速度，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焦虑和深思：到底应当怎样来研究云冈这片千古迷窟呢？再次、研究越深入的人，越会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云冈石窟的某些硬骨头难题，凭现有条件和方法，将永无解决之日。这些事实使许多研究人员变得清醒起来，大家的共同结论是：的确，应当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我们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和研究工具，在云冈这个“特例”面前，我们使用的“通用”的工具显得不够得心应手；在云冈这个“个别”面前，我们所依赖的“一般”的方法和思路显得格格不入而且被动牵强。这一切都告诉我们，研究云冈必须以全新观念从全新的角度，通过新的方法、运用新的工具来进行，研究云冈的头等大事既不是泛泛地作些描述，或夸张地作些欣赏，也不是解决其中某一个或几个细枝末节的琐屑问题，而应当是建立一个全方位、深层次的全新学科，这就是学术界和世人们企盼已久的新生学科：云冈学。

二、云冈学的诞生是云冈研究的必然结果。

虽然我们尚不能完整地了解和描述出近代云冈石窟研究的历史，但是，我们还是能较为准确地把握近一个世纪以来云冈石窟研究过程的大致脉落和主要成果。纵观这近百年的历史，不难发现：一方面，云冈石窟的研究工作在不断前进，间或也产生些新的成果；另一方面，不管是与世界总体科研的进程相比，还是与敦煌、龙门两大兄弟石窟的研究成果相比，云冈石窟的研究成就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从1906年日本伊东忠太博士发表《支那山西云冈石窟寺》的调查报告， 1907年法国学者沙畹 (E• Chavannes)出版《华北考古学使命记》一书，到 1919年陈垣先生发表《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 1921年木下杢太郎和木村庄八合著的《大同石佛寺》一书的出版，再到 1924年小野玄妙的《极东三大艺术》、 1926常盘大定与关野贞的《支那佛教史迹评解》以及梁思成、林徽音、刘敦桢《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 1933年）、水野清一《云冈石窟调查记》（ 1938年）、晋北自治政治民生厅《大同云冈石佛寺古迹详志》（ 1939年）、方山《大同云冈石窟》、谢国桢《大同石窟寺》、周鉴、周一良《山西石窟考查记》等可以说是 30年代以前的主要成果。解放以后，值得一提的著作、论文也不少，如：宿白《〈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 1956年）、《云冈石窟分期试论》（ 1978年），长广敏雄《驳宿白的云冈石窟分期论》（ 1980年）、 丁明夷《关于云冈石窟分期的几个问题》（ 1981年）、宿白《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 1982年）、赵一德《云冈昙曜五窟的佛名考校》（ 1989年）和《云冈“十寺”的兴废沿革》（ 1992年）等等。刚刚过去的 1998年里又有大同地方学者的两本煌煌巨作问世，其一是赵一德的《云冈研究文化》，其一是王建舜的《云冈石窟艺术审美论》。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必讳言，这些成果与国内外文物研究的总体水平以及人们所期望的远不相称。就国外学者来看，远的不说，日本国关于云冈石窟的著述虽不能说是汗牛充栋，但也可说是卷帙浩繁，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合著的16函 32册《云冈石窟》便可称洋洋大观以外，此外诸如新海竹太郎、中川忠顺《云冈石佛》、滨田青陵《从云冈到明陵》、 上田守夫《云冈石佛》、 长谷川兼太郎《武州塞石窟》、长广敏雄《云冈日记》（ 1988年）等等，举不胜举。但如此众多的作品大多数仍停留在收集资料、介绍情况的科研准备阶段，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研究还谈不上。别的且不说，仅是云冈的历史这一个方面，我们现有的成绩就会使每一位云冈研究者感到窘迫不安。云冈的历史至今还远远不够清晰准确，从北魏时石窟的选址、开工，直到元代纳入蒙古人版图的千百年中，仅《水经注》、《魏书》、《北史》、《开元释教录》、《高僧传》、《续高僧传》、《广弘明集》以及后来发现的《大金西京武州山石窟寺碑》等文献中有只言片语的记载，我们对云冈的了解可说是少而又少；明清以后借助方志、碑铭、诗文提供的线索，也只能约略知道一些当时的状况特别是修葺、保护方面的情形，所以总的说来，关于云冈的历史的问题，并不是空白多少的问题，而是轮廓不清、头尾不明。我们在这一片空白上只作到了描出几个点的水平，可见的这几个稀疏的点，少而又少，寥若晨星，至今仍不能联成一条线，哪怕是虚线也可。

仅此历史的一个方面，就暴露出我们研究现状的不少弊端和问题：因为我们的研究队伍并不强大，研究人员的结构也不够合理，需要重新调整和组织，“游击队”式的战法已不能适应新时期研究的需要；我们的战术和武器都不够新颖、有效，建国近五十年来，云冈石窟的研究手法几乎还停留在“小米加步枪”的阶段；我们的研究范围较为狭窄，宏观方面不够大，微观方面不够细，各个学科、各个部分之间空白带太多，各个方面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大多数人的研究方法尚处于一种机械的“隔离式”的阶段；我们的研究深度远远不够，已有的也只是描绘式地叙述“怎么样”，而不能答出“为什么”；有的方面勉强答出“为什么”，却在“为什么”的“为什么”面前止步了，找不出深层次的较为根本的“原因的原因”。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在文物与史料二者之间，以史证物的多，以物解史的少，而事实上，研究的方向和重点并不应该停留在解释对文物的解释上，而应倾向和侧重于通过文物的研究以补充和改写历史。对这种现状的清醒认识，使广大研究人员自觉不自觉地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大家都在探索新的途径，试用新的方法，比如借助其它学科的方法和成果，等等，而这些正是所谓“云冈学”的种子和萌芽。就是说必须看到，尽管我们不满意现有的研究成果，然而，正是这种研究现状却孕育着一个前程远大的“胎儿”，而我们的广大研究人员也在呼唤着这个新生儿的降世，这个新生儿不是别的，正是即将诞生的“云冈学”。云冈学将让我们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多侧面、深层次地来研究云冈这群千古文化“谜窟”。

云冈学的光降是云冈研究的必然产物，也是云冈研究者的共同心声。

三、从现有条件和基础来看，云冈学的建构是完全可能的。

建立云冈学不仅从研究工作的需要上来说是必要的，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它又是必然的，而且只要我们稍作一些分析和论证，就会认识到它诞生还是可能的。

首先，在大专院校、科研所和社会其他部门正在逐步形成一支涉及学科广、研究范围大的研究队伍，从年令结构上来说，这支队伍中有年届古稀的老专家、老学者，也有年富力强的中年研究人员，还有接受了较多新观念、新思维方法的青年科研工作者；从人员来源上说，有大专院校历史系的师生，也有文物研究部门的专业人员，还有一大批不可忽视的非专业研究者。其次，从研究领域范围来看，目前，广大研究者的触角已伸向云冈石窟的各个方面和角落，涉及文献、史学、美学、佛学、建筑、音乐、保护等诸多领域，而且深度和广度均有一定的进步。再次，世界科研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思维科学等众多领域都取得较多的突破，新的学科、新的方法、新的工具都不断产生，这也为“云冈学”的诞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且，其它学科的成果和研究方法对云冈石窟的研究不无启迪和触动，从思路上对有关人员进行了启示和诱导。这种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是云冈学的诞生为期不远，举目可望。云冈学”必然是要诞生的，这是一种不可否认的趋势和即将出现的事实，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对它的降世速度的加快或延缓。可以说，云冈石窟本身的独特条件乃是“云冈学”之母，现代科学技术一体化、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协作化的大趋势是“云冈学”之父，而所有前贤们的辛勤工作的成果正是养育这个新生儿的温床。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愿大家都来做它的护理人员和接生员。——本文或许可以说是为“云冈学”做的一次产前Ｂ超检查。

需要特意说明的，提出建构“云冈学”的设想既不是拾人牙慧，步人后尘，也不是故弄玄虚，耸人听闻，而仅仅是一种对未来趋势的预测，因而，我们与其说本文是对建构“云冈学”的呼吁和建议，不如说是对即将诞生的“云冈学”的预言和提前祝贺。其目的则在于唤起人们的关注，让大家一起为这个艺术和文化的“新生儿”做好产前保护、胎教和催生工作。未来的或说新生的“云冈学”与过去敦煌学具有本质上的不同，日后本人将有专文另作阐释和说明。

总之，云冈学正在孕育之中，不久它将呱呱问世。让我们张开双臂，迎接这个寄托着无限希望和无穷活力的新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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