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同》第三十三期：入乡随俗的佛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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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内容：

昙曜有何过人的谋略，能够获得北魏皇家支持，雕凿武周山？

马识善人的典故又从何而来？

北魏疆域最大的时候，为何选择佛教僧侣的治国方法？

皇帝即当今如来，是在什么背景中提出的？

昙曜五窟又蕴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本期节目继续为您讲述：印度佛陀是如何演变成褒衣博带的中国式佛陀。

欧亚文明交流，政治、文化、宗教力量相互较量制衡形成北魏云冈石窟的佛像样式。

昙曜五窟是欧亚文明在平城的第一次国际峰会，各国首脑（印度圣贤、希腊英雄、罗马英雄、波斯帝王、游牧部落首领、汉朝帝王将相）各取其座，以佛教的名义共聚武周山下，这次峰会的东道主是北魏王朝，主持人却是印度高僧昙曜。

昙曜五窟

昙曜五窟呈现出以印度圣贤和中国帝王为核心，多取主尊坐式雕凿于洞窟的北壁，而犍陀罗希腊风格的佛陀却以胁（xié）侍立佛的格位安排在主尊的左右侧。

太和年间云冈石窟褒衣博带佛像的大量出现就是这种制度化的具体体现。云冈第5窟的庄严盛大，金箔贴身，褒衣博带充分更是体现了北魏王朝想一统中国的雄心。

佛陀中国化——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第12窟的丰富与华丽则像是一场盛大的国际大联欢，犹如奥运会一般盛况空前。全窟不论造像的种类、数量，还是服饰的样式和华丽程度都是其他洞窟无可比拟的。褒衣博带的佛陀造像则以东道主的身份成为整个国际大联欢的主角，一派雄心勃勃、万国来贺的大国风范。

入乡随俗是佛陀得以源远流长的保证。兼容而不断变化的佛陀造像，不但成就了佛教的广泛传播，也成就了欧亚文明的融合。

云冈石窟佛陀造像是印度佛教造像中国化的里程碑，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是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云冈石窟诞生的褒衣博带佛像样式，成为中国北魏以后佛陀造像的基本样式，确立了北传佛教的中国范式。

期嘉宾简介：

杨俊芳，笔名阿曼，号七岩山。画家、作家、美术考古学者。大同大学美术学院理论教研室主任、九三学社大同市委文化与教育专委会副主任，山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大同市诗歌研究会副会长。

出版美术考古学专著《大同佛教造像研究》、散文集《五色》、诗集《此城》、画册《杨俊芳作品集》《古迹胜景书香大同》。国画代表作《魏都长卷》2米×7米，油画《二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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