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月琴：明堂与平城礼仪的嬗变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礼义之邦。《诗经·豳风·伐柯》唐孔颕达《疏》：“言有礼君子，恕以治国，……周公观其以礼治国，则复笾豆礼器，有践然行列而次序矣。……故王肃云：我所见之子，能以礼治国。”当然，以礼治国不仅是一个理想，而且是一个传统，是许多有作为的君王努力躬行的实践，也是中国古代社会运作的基本制度。“明礼仪”是北魏统治者定都平城以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举措。从政治活动到日常生活，北魏统治者都要按照礼仪的规范行事。这些礼仪大多都要在固定的场所、按照制度规定的程序进行，所以北魏王朝兴建了许多礼制建筑。礼制建筑作为一个特殊的独立群体，也就成了北魏平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明堂源于上古，成于三代，秦汉以后成为都城中十分重要的礼制性建筑。“明”字，为日、月二字的合体，既代表了日、月二神，也表示了对日、月的崇拜。“堂”字的本意，为土筑的坛台，即“祭坛”。自拓跋珪的登国元年（386年）到孝文帝的太和十年（486年），恰好是100年。“而明堂礼乐之本，乃郁荆棘之林；胶序德义之基，空盈牧竖之迹”。（《魏书》卷六十六《李崇传》，1471页）孝文帝下诏建设明堂的意义不言而喻，恢复明堂礼，证明自己至高无上的皇权，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同时，也是鲜卑礼仪汉化的重要举措。在李冲主持下，明堂于太和十五年(491年)冬落成，太和十六年春正月开始发挥其功用。至太和十九年(495年)，“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明堂作为都城礼制性建筑的作用走向终结。宣武帝元恪正始初年（504年），平城明堂已是“事移礼变，所存无几”。

　　《水经注》曰：“明堂上圆下方，四周十二堂九室，而不为重隅也。室外柱内，绮井之下，施机轮，饰缥碧，仰象天状，画北道之宿焉，盖天也。每月随斗所建之辰，转应天道，此之异古也。加灵台于其上，下则引水为辟雍，水侧结石为塘，事准古制，是太和中之所经建也。”（《水经注》卷十三《漯水》）从文献资料来看，北魏平城明堂规模宏大、装饰繁复，实际上是集明堂、辟雍、灵台三位一体的巨型建筑群。

　　从明堂建成到孝文帝迁都洛阳仅仅有三年的时间，但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明堂的功用却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夫明堂者，盖所以告月朔、布时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魏书》卷九十《李谧传》，1934页）祀天、祭祖、布政、观天象和敬养三老五更，是平城明堂的主要功用。《魏书·礼志四》：(太和十五年)“十月，太尉丕奏曰：窃闻太庙已就，明堂功毕，然享祀之礼不可久旷……时运流速，奄及缟制，复不得哀哭于明堂，后当亲拜山陵，写泄哀慕。”此后十一月第一次在这座新建的明堂里举行袷祭，《魏书·礼志上》：(太和十五年十一月)“辞太和庙，之圜丘，升祭柴燎，遂祀明堂，大合。既而还之太和庙，乃入。”再过二个月，举行明堂大飨礼，《魏书·高祖本纪》：（太和）“十有六年春正月戊午朔，飨群臣于太华殿。帝始为王公兴，悬而不乐。己未，祀显祖献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遂升灵台，以观云物；降居青阳左个，布政事。每朔，依以为常。”此后在太和十六年九月又举行明堂礼。《魏书·尉元传》：(太和十六年)“养三老五更于明堂，国老庶老于阶下。髙祖再拜三老，亲袒割牲；执爵而馈于五更，行肃拜之礼。赐国老、庶老衣服有差。”按照汉魏两晋礼制的传统，“养三老五更、国老庶老”的地方应该是太学讲堂或者辟雍礼殿。敬养三老五更证实了平城明堂中有辟雍礼殿。

　　平城明堂的兴建是北魏王朝实力的展现也是鲜卑礼仪汉化的要求。明堂和其他礼制建筑的兴废大致能够体现鲜卑礼仪的汉化历程。仔细追寻礼仪空间中帝王的活动，可以看出北魏平城礼仪的演化轨迹。

　　第一，北魏初期平城鲜卑参照汉族政权有关礼仪制度的同时，更多地保留了北方游牧民族传统宗教信仰、政治生活习惯。《魏书》中记载，（天赐二年）“祭之日，帝御大驾，百官及宾国诸部大人毕从至郊所。帝立青门内近南坛西，内朝臣皆位于帝北，外朝臣及大人咸位于青门之外，后率六宫从黑门入，列于青门内近北，并西面。廪牺令掌牲，陈于坛前。女巫执鼓，立于陛之东，西面。选帝之十族子弟七人执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升坛，摇鼓。帝拜，若肃拜，百官内外尽拜。祀讫，复拜。拜讫，乃杀牲。执酒七人西向，以酒洒天神主，复拜，如此者七。礼毕而返。自是之后，岁一祭。”（《魏书》卷一百八之一《礼志一》，2736页）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刚刚步入平城文化阶段的鲜卑人虽然模仿中原汉族的文化制度建立了国家，在形式上具有了汉化的特征，但是从根本上看，他们依然处于向文明开化演进的过程中，他们的思想和观念仍然停留在游牧时期的原始阶段。祭天时仍沿用西向祭祀传统，祭祀对象为原始的鲜卑天神形象。西郊祭天礼中，祀神颇多，没有形成至高神。女巫主祭、绕坛骑驰的鲜卑族原始祭祀仪式仍然存在。这说明平城初期的礼仪呈现胡汉杂糅的状态，而且保守因素还占有很大的比例。可以说，鲜卑式的思想和情感，汉族式的礼仪制度是北魏初期平城礼仪的鲜明特色。

　　第二，鲜卑统治者并不是在定都平城以后就立即兴建各种礼制建筑，完善了相应的礼仪，平城礼仪空间的构建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而且北魏初期汉化与反汉化两股力量彼消此长，汉化的进程有时甚至会中断，鲜卑族原有诸多习俗得以恢复。例如，北魏初期皇帝宗庙祭祖仪式中就保留了自秦汉以来汉族皇族祭祖中逐渐废弃不行的立“尸”习俗。但是，从礼仪的发展趋势来看，抛弃旧俗，吸纳先进文化，是鲜卑民族开拓进取精神的体现。至孝文帝时期，鲜卑贵族以中原汉族文化的延续者、复兴者乃至创造者自居的自信心得到极度张扬。

　　第三，明堂的兴建是平城礼仪汉化的重要标志，明堂礼的实施标志着平城礼仪基本完成了漫长的嬗变过程。鲜卑礼仪毕竟是原始礼仪，其生命力达到一定的限度，就无法再维持下去。正因为这样，太和六年，孝文帝依据儒家礼经有关记载及汉、魏以来有关制度，大幅度地删削宗庙祭祖礼中原有鲜卑族习俗，改革宗庙祭祖礼仪。“于是群官议曰:‘臣等谨案旧章，并采汉魏故事，撰祭服冠展牲牢之具，百官助祭位次，乐官节奏之引，升降进退之法，别集为亲拜之仪。’制可”。（太和十年）“九月辛卯，诏起明堂辟雍。”太和十三年至十六年，孝文帝又陆续对宗庙大祭、时祭礼仪进行改革，勇于抛弃以往先儒成说，变更以往成制。太和十八年，“罢西郊祭天”，北魏王朝完全改用历代汉族王朝的祭天仪式。这场与汉族文化融合的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从深层的文化结构层改变了鲜卑民族的文化素质，也影响了平城文化。北魏平城时代的鲜卑，在推动鲜卑原始的部落文化进入文明的境界的同时，又给中华民族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让中华民族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