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尧：大同军地长城意识与丝路茶道精神

大同军地长城意识与丝路茶道精神
 

　　长城是地球上的奇观，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长城文化是嵌印在中国大地底蕴最深厚的文化生态现象。

　　中国长城的修筑，缘于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界线，缘于北纬40度400毫米的降雨量线，缘于农耕王朝防御战略与草原民族伺窥觊觎进攻摩擦的交汇处，缘于中国北方特殊地理环境与特殊气候所造成的地域上的隔离。大同军地就是因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气候，为抵御对抗北方草原民族而修筑了长城。
 

　　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民族与民族之间往往要发生摩擦对峙碰撞，但对抗碰撞频率较高的便发生在进攻性民族与防御性民族之间。进攻性的民族一般是草原民族，还有海盗；而防御性的民族一般是定居的农耕民族。
 

　　进攻性民族与防御性民族是对立统一前提下的共生共存。农耕与游牧是两种不同族群的生产生活方式，他们既有冲突，又有互补；中原地区的农业与草原地区的游牧业长期接触并存，既有矛盾冲突，但又要相互依存和补充。在这两种经济类型的相互作用中，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汉民族形成了不可隔断的经济联系以及在文化方面的相互交融，在个别情况下这种经济文化的交流联系，甚至采取政治、战争的手段得以延续。因而修筑长城便带给边境的文明标识。既然进攻性民族和防御性民族谁都无法征服谁，那么农耕民族积极修筑长城是对草原民族的一种承认，也是双方形成共识的一种标志性的隔离线。长城的修筑是面对客观的需要，为了解决客观的问题。有了这条隔离线墙体，相互就有了警觉意识，恣意冒犯的行为会受到约束。
 

　　修筑长城巨大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由长城孕育繁衍出来的长城文化，有着与其他文化不同的特质，既有包容性，又有开放性，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城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产物，反过来，它又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到了积极推进和凝聚的作用。就中华民族的发展而言，长城是维系国家命运和延续发展的平衡线，在中国北方各民族发展过程之间起到了平衡的作用，民族之间的生产生存就有了安全保障，因而保持了中华民族长盛不衰的健康发展。长 城嵌印着历代修筑长城监测者的智慧与远见，是有形的障碍与无形的规则秩序，由此稳定了边境，保证了各民族的生存发展，以致避免和消弭了民族之间许多悲惨，甚至灭绝的命运。
 

　　碰撞交流融合，是北方民族进步发展的规律。正是在这种交流联系的过程中，历史上北方诸多民族不断参与中华文明的构建与发展，其历史作用在中华文化中不断凸显出来，并且在经济文化的交流联系当中，碰撞出、创造出中华文化发展的新的灿烂辉煌的篇章。
 

　　中国修筑长城，从战国到明朝，绵延跨越两千多年；这个历史遗存，不仅仅是一种宏伟壮观、古老沧桑的浩大军事防御建筑工程，而恰恰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挑起了草原和农耕两个文明。概言之，长城是巍峨历史军事工程，宏达沧桑文化生态，浩瀚世界稀有奇观，虹贯中华民族精神。
 

　　长城是桥梁纽带，它把草原民族与中原汉民族连接而系在一起；长城是民族融合的历史舞台，北方多个民族，最终凭借这个舞台融汇而走在了一起。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中华民族的强盛，离不开中国历史文化对野蛮民族的引领与征服，历史上以长城为界的草原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对峙碰撞，沿长城线上所发生的民族纷争，应是兄弟阋墙、民族内部矛盾，而不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中华民族版图的扩大与强盛，北方民族功不可没。长城最终以民族融合的和平局面而结束其历史使命。
 

　　中国长城伟大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在于派生出了多种文化和许多个地域名称，派生出了以边塞文化为统领的许多精神层面和文化内涵的东西。如长城文化精神、长城军事文化与边贸文化、欧亚丝路文化，草原茶马文化、民俗风情与民族交融文化等；可谓民族融合的成分多元，文化多元。
 

　　在长城派生出的诸多文化与地域名称中，大同军地与雁北社会最为称著，丝路茶道精神辉煌至极。可以说，长城意识、大同军地与雁北社会、丝路茶道精神是三位一体的历史文化形态。
 

　　长城看起来是有型的墙体，实则是无形的规则与秩序标识，如果没有长城，就会使得中国北方的民族之间杂乱无章、漫无边际、混乱不堪。因而长城需要特别的管理、护卫、修缮、维持。历史上，大同军地与雁北社会在这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如果按地域研究，大同是一个概念，附带还有一个雁北。雁北也是一个概念。大同与雁北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应该是重合关系。大同与雁北的重合，还附带另外两种文化重合，即丝路茶道精神与长城意识的重合。而这些个重合最终给了大同一个智慧而高超的凝结，那就是民族融合与多元一体的不断延伸拓展。
 

　　大同与雁北的重合是从唐代开始的。大同与雁北应是唐代在这个地域的一双孪生子。

　　纵观历史，中国北部从春秋至唐代曾经有一个称代或代北的地域。这个地域的范围，东西以恒山、黄河为界，北以匈奴为界，南以今天的蔚县、代县为界。代或代北实则指唐代河东道内以蔚州为中心或代州雁门以北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在不同历史时期曾称过代国、代郡、代谷、代都、代州及代州都督府，但无论如何变更称呼，大同始终在辖区之内，其界限在历史变迁或改朝换代中无以变更。
 

　　唐咸通十年（869），在代北地域设大同军节度使置边防军镇，开始有了大同军和雁北边防军镇之称。“大同”一词在这个地域始见书籍。大同军与雁北边防军镇一直延续到11世纪中叶的唐、后唐及辽朝。同时，大同军亦称代北军人，所控地域有了代北与雁北同一概念的称呼了。
 

　　唐末，内蒙乌拉特前旗西北大同城的沙陀人，内徙时称恒安镇的大同，大同城之称也随之内移，大同城与大同军相逢，大同开始叫响。并深嵌在雁北地域这片热土上。辽承唐制设西京道大同府，府治大同城，大同一直沿用至今。

　　无论是大同军还是大同府，它守卫和管辖的是雁北范围之地。其守卫管理的重大依托便是长城。人们在守卫管理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便有了长城意识。
 

　　人们一般认为，“雁北”是指明代所修雁门关及关隘所在的内长城以北，外长城以南的雁北区域之称。但认真追溯，雁北应与雁门郡、雁门关有关，是雁门山或雁门关北部的地区。
 

　　雁门与雁门山，最早出现在《山海经》里，地望在今山西北部的阳高县北，时称高柳。高柳是汉代的一个县。那么雁门与雁门山后来为何南移呢？这应该同雁门郡的南移有关。在历史上，自从有了雁门郡这个名称，郡地一直在变迁：战国时治所在右玉县南；秦汉时治所在缮无，亦在右玉县境；后汉治所移治代县西北；三国移治广武；后魏移治代县；隋开皇初废郡为代州；宋时将代州复称雁门郡。因而雁门山之称随着雁门郡之南移而移至恒山山脉的勾注山。山西是表里山河中原腹地，从北面进入山西腹地须得经过恒山山脉的雁门山关口，这应是雁门关的来源。
 

　　雁门关之称，始于唐初的大同军镇的设置。唐初，因北方突厥崛起，屡有内犯，大同军驻雁门山，于制高点铁裹门设关城，戍卒防守。对此，《唐书·地理志》曾有描述，“东西山岩峭拔，中有路，盘旋崎岖，绝顶置关，谓立西陉关，亦曰雁门关。”与此同时也有了雁北地域或雁北社会之称。但该时的雁北地域是指恒山以西、黄河以东、代州雁门山以北、唐代单于都护府所控地区以南之区域。如果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即包括大同、朔州、呼和浩特、乌兰察布盟南部及河北张家口西部等地。自此，雁北这个地域称呼一直与大同相伴而沿用下来。明朝由大同都卫改设大同镇，雁北被锁定在22座城之范围。清朝又由这22座城改设15县，后因清王朝选陵河北易县，因涉及地理风水，将涞源县和蔚县划归河北，也就有了雁北13县的称谓，而这个地域概念同样一直被锁定下来。
 

　　唐朝在雁北设置大同军镇，因唐朝疆域的北扩和强势军事力量对北方民族的震慑，再不须修筑什么长城。不过当时的雁北地域已经有了赵、汉、秦、魏、齐、隋、北周多个朝代灿烂丰富的长城遗存与遗迹。相应的大同军镇和雁北地域也就有了长城之魂、长城文化和长城意识，其伟大的影响难以消弭。到了明代，中原王朝的威慑力下降，北方草原民族不断进犯而又更大规模地修筑了长城，使大同长城完成了历史布局。留下了巍峨军事工程、沧桑文化生态，浩瀚虹贯精神的伟大历史遗存。
 

　　大同长城因历史变迁，行政区域的变更，所辖长城范围亦不同，但按唐大同军镇的雁北区域和明大同都卫、山西行都司所辖区域，大同长城之广之多令人赞叹。大同长城之长，东达居庸关、西至黄河老牛湾；大同长城之多，除多个朝代的遗迹外，从北向南留有四道明长城：即由内蒙兴和县向西穿越凉城县再向西延伸而去的次边，亦称头道边；从八达岭经张家口、天镇、阳高、左云、右玉向西延伸至黄河老牛湾的外长城，亦称二道边；从大同新荣区宏赐堡延伸至左云黑土口的小边；从八达岭经河北涞源、山西灵丘、雁门关向西延伸至黄河老牛湾的内长城。
 

　　在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大同军地与雁北社会不仅起着守护长城防御北方民族进攻的作用，还是民族融合的历史舞台，承担着民族融合的责任。当然，民族的融合，也需要催化发酵的作用，雁北社会人文习俗与环境条件起到了这方面的作用。例如民族之间的联姻通婚、区域内宗教场所的建设与宗教信仰、国家财力物力的投入、高层智慧的倾注、中央民族政策的倾斜、宗族姓氏的变更、民族文化的相互接受与认同等等，均是催化的重要因素；但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社会文化形态，使得中华民族的发展与进步逐步达到强盛辉煌。
 

　　大同与雁北有了相应的地理概念，这对孪生子所包含的文化概念也是多方面而深层次的；但防御对抗的长城意识与融合共赢的丝路茶道精神是主要的文化形态。

　　丝路茶道精神与长城意识的重合，是历史文化意义上的相逢。

　　有了长城的护卫延伸，中华文明已经有了向西向北拓展的条件与机遇，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对接就会成为现实与可能。

　　公元前140年的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始打通了东方通往西方的道路。这条古道连接了亚洲、非洲和欧洲，连接了印度文明、奥匈文明、美索布拉达文明，并一直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这条横跨世界的古道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这条起始于中国古代的道路，最初的作用是运输古代中国出产的丝绸、瓷器等商品的，后来成为古代陆上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商业贸易交流的主要道路。被称为陆上丝绸之路。
 

　　这条中国古代开辟的丝绸之路，以首都长安（西安）为起点，经凉州、酒泉、瓜州、敦煌、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而达地中海，直至罗马终点，全长6440公里，被认为是连接欧亚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丝绸则是最具代表性的货物。随着历史进步与时代的发展，丝绸之路成为古代中国与西方所有政治、经济与文化往来的总称。由此可见，丝路古道在汉代就有了端倪。

　　丝绸之路横穿内陆欧亚，是古代连接东西方的大动脉，使得古希腊和罗马、中国、印度、西亚几大古代文明直接联系起来，共同构筑了一条跨越2000多年的东西方之间的融合、交流和对话之路。
 

　　明清之际，又由商队翻越帕米尔高原，穿越大草原、大戈壁，源源不断地将中国丝绸茶叶输往世界各地。

　　继汉代长安（西安）之后，到了北魏，都城平城（大同）又成为丝路的起点。延及唐代、虽然起点有所变更，但仍得以巩固发展，大同军镇所控的雁北地域丝路功能尚存，并起到了发动与促进的作用，使得融合共赢的丝路精神局面得以健康发展。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丝路精神也一直感动和鼓舞着中国人。进入新世纪，丝路精神又得以发扬光大，并贯通一带一路。中国与丝路沿线人民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美好的愿景，实现中国梦，实现人类共同理想，实现真正的融合共赢，成为一种世界趋势和发展潮流；但这伟大的趋势与潮流，追根溯源，与长城文化、长城意识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就丝路茶道而言，与长城相行的欧亚草原古道，积淀了一种融合共赢的丝路精神。
 

　　2017年5月14日，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作了《携手推进一路一带建设》的主旨演讲。面对来自世界各地100多个国家的与会嘉宾，习主席回顾了古代丝绸之路开辟的肇始艰难盛况：“2000多年前，我们的先辈筚路蓝缕，穿越草原沙漠，开辟出联通欧亚非的陆上丝绸之路。古丝绸之路打开了各国友好交往的新窗口，书写了人类发展进步的新篇章。”
 

　　丝路向世界输出了中国古代文明，西方文明又通过丝路被中国吸纳。与此同时，从当时的长安，另有一条通往北方各国非常耀眼的道路。那就是从长安东行，过黄河折北行，沿着汾河谷地北上，逾越勾注陉（雁门关）入大同盆地，经平城（大同）之后西折，入武州谷地（云冈峪）出塞。这条路历史上称“通塞中路。”它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等。这虽然也称丝路，但挟带了中国的茶叶。
 

　　就茶马互市延伸开去的茶道，贯通融合了北方草原民族的情怀，锤炼出一种茶道精神。茶道精神是民族融合的催化剂，起到了融汇粘合的作用。可以说，“茶马互市，”一个贯穿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的专用名词，在中华民族大地上，特别是古边疆地带，一直延续了数千年之久。
 

　　《辞海》曾对马市作了最权威的解释：“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常在指定地点以金帛或茶盐等同少数民族换马。汉代设关市、合市与匈奴等民族交换马匹。”公元前33年，汉元帝促成了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的婚姻，产生了“昭君出塞”的重大历史事件。胡汉联姻，使得北方边境整整赢得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景象，边境茶马互市一度出现了繁荣局面；而昭君出塞远走龙庭（乌兰巴托），相应的开通了茶道。传说“奶茶”就是那时发明的。
 

　　当年驼队曾经踩踏出的一段茶道还被称作“白道。”白道是呼和浩特市至武川交通线路的古称，起码有1600年的历史了。千百年来，白道见证了茶道的驼队迤逦景象，形成一条千年古道，万里驼路。时间推移到北魏，大同成为北魏王朝的国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丝路茶道的起点，将汉代发起开辟的丝路茶道延续下来。
 

　　10世纪，大草原中的各游牧部落来到黄河流域，从事贸易时，将中国砖茶经西伯利亚带至中亚地区。到了元代，蒙古人远征，创建横跨欧亚大帝国，为拓展贯通丝路茶道扫清了障碍，中国丝茶文化随之大规模传入，并迅速在阿拉伯半岛和印度传播开来。
 

　　明末清初，茶马互市与茶道发展至极盛。从事蒙古贸易的商人拉着驼队或赶着板车，就沿这条早在2000多年前开辟的路线，进入塞外的土默川平原归化城（呼和浩特市），然后由归化城越过阴山北麓，分为两路，一条向西穿越乌兰布和、巴丹吉林沙漠，经居延西折，进入河西走廊，经敦煌出玉门关，走向新疆北部和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再走向欧亚等国；另一条路越过阴山北麓向北行，穿越大漠瀚海，进入漠北地区的大库伦（乌兰巴托）和恰克图，继而穿抵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或西折走向恰克图、乌里雅苏台。当时人们把赴蒙古高原经营所走的道路称之为“茶马古道。”
 

　　明隆庆五年（1571），驻牧于长城外缘丰州的蒙古俺答汗与明朝签订了“隆庆议和”通贡互市条约，曾出现了长达40多年的和平局面。长城沿线分设马市13处，成为明蒙之间化干戈为玉帛、进行茶马互市贸易主要场所。
 

　　200年前，茶道延伸到俄罗斯，沿途留下了成千上万华商的足迹。正是因为有茶叶之路的延伸贯通，归化城（呼和浩特市）才逐步发展成为商业城市，又因茶叶在俄罗斯的贸易兴起恰克图商业城市。恰克图蒙古语就是“有茶的地方。”更有说服力的是，俄罗斯受中国茶文化的影响，至今还是“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茶叶成了俄罗斯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茶在俄语中为“恰依，”就是汉语“茶叶”音译。茶叶在俄国并欧洲市场上，一直是备受欢迎而又能获巨大利益的主要商品；甚至出现了宁愿要砖茶而不要银两的现象，把砖茶看的比白银都贵重。因为在这些地方，均能以砖茶代替银用。

　　近百年，通过丝路茶道同样将这两样有代表性的稀缺商品，源源不断地输进了中亚、西欧及地中海地区。

　　茶道的畅通往往伴随的是民族融合精神。历史上，长城稳定时期也正是民族融合的繁盛时期。作为大同所辖的雁北地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扮演了民族融合历史大舞台的重要角色。
 

　　毋庸置疑，长城的稳定与秩序以及守卫长城的士兵为丝路茶道人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丝路茶道与茶马互市是因长城的产生而随之产生的。但如果没有长城作桥梁纽带，这种茶道精神是不会延续下去的；长城沿线秩序不稳定，茶道断然难以拓展延伸；长城秩序的稳定，长城约定俗成的规则就能得以顺利推行，长城蕴含的某种精神与文化的发扬光大，给丝路茶道起到安全风向标和丝路茶道人性命财产保障作用。
 

　　最早长城的修筑，民族与民族、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虽然有了界墙或界线，但这种界墙与界线是隔绝不断各诸侯国、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的，长城这种界墙或界线只是规定规范了相互往来的秩序，并形成了经济文化交流的口岸。
 

　　自春秋战国以来，这种以长城为依托为媒介交易的延伸和延续，数千年间，万里长城作为北疆边塞关隘屏障，时而金戈铁马驰骋相争，时而“和亲约束”通关互市。在历史风云变幻中，它是几度风雨干戈碰撞的古战场；又是几度化干戈为玉帛，成为胡汉通关联通丝路茶道、繁盛辉煌的和平互市的门户口岸，是丝路茶道安全阀门和兄弟阋墙的风向标，更是通达畅顺的信息通告与保障。因而，长城与丝路与茶道休戚相关，密不可分；假如没有万里长城，也不会有万里丝路万里茶道。长城与丝路茶道一脉相承。丝路茶道不仅通过长城的信息与安全保障向世界打开了中国的窗口，输出了中国的文明；而且扩大了对外交流，吸纳了西方文明的精华，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多元文化的发展，输通了与外界广泛交流的脉络。
 

　　尤其秦汉以来，北方草原诸游牧民族为了各自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以马背民族具有的逐水草而居的运动特点，以战争为动力，在军事上倏来忽去；并以勇猛强悍、灵活机动的优势，攻掠中原农耕民族。然而，又因草原民族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以马背民族具有的“行国”特点，进而达到“和亲”通关等目的，取得中原地区“絮缯酒米食物”等茶盐、瓷器等生活必需品，逐渐在生产生活中对农耕民族有了必须的须臾不可的依附，使游牧民族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农耕民族的经济、文化的文明；同时，也使中原定居的农耕民族，在与游牧民族的接触中有意无意间接受了“夷狄”文明的影响。这种影响从秦汉时期一直延续传承到清朝与民国。
 

　　万里长城，饱经历史风云金戈铁马的驰骋和狼烟烽火的洗礼，成为民族融合团结的桥梁纽带，为远去的丝路茶道起到了特殊的护卫媒介作用，尤其在民族交融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形成了“你来我去、我来你去，你进我出、你退我和”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氛围。长城从中扮演的这个重要角色，相影随行的营造了丝路茶道长廊。且通过长城这一特殊载体，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 、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相互演变积淀成厚重的文化根基，潜移默化地在意识形态、文化领域、民俗风情等方面 孕育了彼此吸收、源远流长的“丝路茶道精神与文化”，并成为交流荟萃的深厚积淀。

 

　　刘志尧，男，1954年7月出生，左云白烟墩人。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员、中国游记名家联盟成员、中国长城学会会员、中国民族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会员、三晋文化研究会理事、山西省作协会员、大同长城学会左云分会会长、左云县三晋文化、边塞文化研究会会长、左云文史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