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方法的微观应用——读《2018中国大同-北魏论坛论文集》随笔

培根
 

　　逻辑上的归纳法及因果律应用是近代自然科学史上的革命，其代表人物培根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赞为“整个实验科学的始祖”。将因果律应用到历史学研究中，是史家们想将历史学研究科学化的一种努力，然而，学者们普遍认为，史学中的因果律效率是有限的，在因果律的应用中应该非常谨慎。因为人创造历史是自由意志性的还是决定性的，是一个争论了几千年的难题，难有定论。比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史学使用因果律持反对态度，“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今必强悬律以驭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曰不可能。”不过，后来在其《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他又进行了修订，承认历史中的部分因果律。戴逸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总序中指出，“唯物史观现在承认历史是进步的、具有因果关系的同时，明确提出客观世界是被规律所制约的，历史发展有规律性。”“历史规律不像自然界规律那样单纯，而是掺进了人的活动，通过偶然来实现必然，所以对历史的研究更加复杂。但历史规律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这个观点可以说是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在内的一般史学观的集中概括。
 

粱启超
 

　　论文集中的《鲜卑部落联盟国家兴废的原因与影响分析》一文，其第二部分“鲜卑部落联盟国家的覆灭原因”，将原因概括为“鲜卑政权灭亡的整体原因”和“鲜卑政权灭亡的个体原因”，笔者对这两个原因的归纳，不敢苟同。简单来说，作者的归纳过于单一，即两个原因都主要强调了战争因素，也就是连年不断的内外战争是导致鲜卑政权瓦解的原因。仔细想来，作者的这种归纳，出现了内在的逻辑矛盾，因为鲜卑政权的建立主要是通过战争方式，而如果说其覆灭也是因为战争，那前后就矛盾了，在逻辑形式上成为同语反复，即什么问题也没有说明，正确的做法是要分析战争的不同性质。另外，笔者认为，作者的这个原因分析，相比较一般的教科书或研究成果不但没有新意，反而是倒退了。例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还强调了集团内部矛盾（特别是内部腐败）以及阶级矛盾等等。夏曾佑强调了“纲纪乱坏”、“人人贪污”以及“六镇叛乱”等。（《中国古代史》）黄仁宇则从社会组织形态上，强调了鲜卑民族简单性的消失（被汉化）等等。总的看，鲜卑部落联盟国家的覆灭是一个多因多果的复杂现象，而不是单一原因。其实，要避免这种错误，作者应该将论题进行必要的限制，“鲜卑部落联盟国家兴废的原因与影响分析”这个题目太大，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原因，难以在一篇论文中写透。而同是分析原因的、韩国学者崔珍烈的论文《平城定都与鲜卑人保持的草原政治文化》则做的比较好，将“保持鲜卑人草原政治文化”作为定都平城的主因，有说服力。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
 

　　其实不仅中国史存在这个问题，世界史也同样存在。例如，在希腊的兴衰、罗马兴衰等等问题上，也出现因果律应用不当的现象，对此克罗齐说：“‘先收聚事实，然后按照因果关系把它们联系起来’，就是决定论概念中所表现的历史家的工作方法。……但是，把一件事实当做另一件事实的原因，形成一串因果链条的结果是尽人皆知的：我们就这样开始了一种无限的倒退，我们绝不可能找到与我们辛勤地套成的链条相连接的最后的原因或多种原因。”（《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虽然笔者不尽赞同唯心主义哲学家克罗齐的观点，但的话还是有启发意义的，也就是要慎用历史因果律。

　　在本次论坛上，一位美国学者和一位国内学者明确表示有鲜卑文字，笔者在讨论中提出拓跋鲜卑有语言而无文字，并在会后写成《<魏书>“魏言”和鲜卑语与及文字再释》一文，发表在8月21日本人新浪博客。文章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采取了语言学分析，并不复杂，同时还批评学术界“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复杂的问题玄虚化”的不当学风。笔者认为，这种不当学风的产生，部分原因是由于对经验与逻辑的认识不清，导致了经验语句的真假与逻辑推论的对错的相互混淆，也就是思维方式有问题。很多所谓学术争论，其实是在伪命题下的喧嚣，不讲基本的逻辑规则，所发表的文字或提出的意见，只能是学术噪音，根本促进不了学术的繁荣。在有无鲜卑文字的所谓争论上，也存在不讲逻辑规则而导致学术的不规范问题。

　　史学论证主要是靠史料证据，对此历代史学家们是一致认同的。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进行过详细的讨论，其他学者如王国维等也都非常重视史料证据。但是史料的证据可信度是不尽相同的，梁启超将史料分为文字记录和非文字记录（现存史迹、口碑和遗下古物），并提出了时间原则和空间原则等。另外，根据所论证的不同对象和问题，史料还可以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等等。用论据进行论证，必须遵守相应的规则。逻辑上的论证，指的是从一些命题（论据）出发，经过一系列推理，而最终得到另一个命题（论题或论点）的一种逻辑方法。那么从逻辑判断或推理的角度，可以将鲜卑语“无文字”和“有文字”的证据链条进行排列梳理。

　　1）“无文字”的论证如下：

　　论据①《魏书》文字记载拓跋鲜卑人“不为文字”；

　　论据②各种史书均无有文字记载；

　　论据③至今没有出土鲜卑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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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鲜卑语无文字

　　2）“有文字”的论证如下：

　　论据①《隋书·经籍志》等记载的“国语”典籍名称；

　　证据②建国后学者繆钺推论有鲜卑文字；

　　证据③期待考古发掘出鲜卑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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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有鲜卑文字

　　就以上关于鲜卑语有无文字的论据及论证，我们可以进行分析讨论。首先，无论是学术争论还是逻辑判断推理，必须确立一个标准，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比如，逻辑论证有一规则，即论题必须是一个有确定真值的命题，论题中所出现的词项（谓词）必须有确定的外延，若违反此条就是论证论题不清。那么，史学论据的主要标准是什么呢？按上文照梁启超的观点，应该是：文字记录和非文字记录（现存史迹、口碑和遗下古物）。从文字记录可信度看，魏收《魏书》的“不为文字”记载是直接确切的，应当判定为有力的直接证据。而《隋书·经籍志》等的记载应当判定为不确定的间接证据，因为所谓“国语”、“北语”和“旧语”等的概念与“文字”不是一个概念，所谓“有文字”的推理涉嫌“偷换概念”，这就违反了另一条论证（推理）规则，即论据应该一致，也就是几个论据放在一起形成论据群，这个论据群应该是一个一致的集合，根据有效的（演绎）推理不会出现矛盾。此外，根据共同标准，还可以判定“无文字”判断是真命题，而“有文字”判断是假命题（伪命题）。其次，之所以说“有文字”推理涉嫌偷换概念，是因为在两种推理所使用的（古）汉语中，语言文字不是一个概念，人类民族可以有语言而没有文字，但是不可能有文字而没有语言。因为汉语的特点，“国语”、“北语”和“旧语”等存在用汉语记录其语音的可能，因此其推理有逻辑漏洞。再其次，“有文字”判断期待考古发现来证实，但如果事实是如史书所言“不为文字”，那么还能期待根本没有的东西出土吗？可以认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文字”判断的可能性（概率）会逐渐趋于“0”；因此，在争论（论证）上就会产生无穷倒退，根本无解。试问，这样的争论是学术争论吗？还有什么实际价值吗？虽然古今史学家都认为魏收人格恶劣，“常以曲笔乱事实”，但是在鲜卑人“不为文字”问题上，不能因人废言。

　　当然，“逻辑是必然有效的推论规律的科学”（殷海光），逻辑并不能决定或解决一切问题，要保持思维的正确性，还涉及到语言、文化、人性等诸多问题。但就历史上拓跋鲜卑人有无文字的争论问题上，对双方的论据和论证进行逻辑梳理是必要的，这是否是另辟蹊径，寻求新的解决方式？如果大家在这方面逐渐达成共识，这类争论就可以化解，使之成为本不应该是的一个历史之谜。值得注意的是，百度百科对鲜卑语的解释，仍然认为“这些鲜卑语图书（指《隋书·经籍志》提到的国语书籍）无一本传世至今，故其文字无法考证”。笔者认为，类似似是而非的问题和争论充斥着史学，尤其是今人不顾基本的学术规范，人为制造了大批所谓史学之谜，此事值得学人警惕。

　　历史是进化的，这是中外史学家达成基本共识之一，由此可以说，史学知识也是进化的。既然是进化，那么必然要有淘汰，例如《尔雅》中的许多知识，如今的一般读者完全没有必要去掌握。论文集中有一篇论文《何承天<鼓吹铙歌>的内容与创作时间考辨》，其摘要说，南朝宋人何承天的十五首《鼓吹铙歌》的创作时间，历来有两说，即《宋书·乐志》记载的“何承天义熙中私造”（明朝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也赞成此说），另外是《乐府诗集》记载的“何承天晋义熙末私造”。今人学者孙宝通过考证提出，创作时间应该始于隆安四年，完成于义熙五年或稍后。论文作者反对孙宝的考证，其论文将诗歌内容对应史书记载一一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证明古人“义熙中”和“义熙末”的说法是正确的，只是前者是创作的开始，后者是结束。等到论文宣读全部结束进入讨论阶段，笔者请求发言，讲的大意如下：我们的史学或古典文学界能否形成一种现代共识，对史籍及古典作品成书或写作年代均以古人的记载为准，在没有出现新的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一些推测性的所谓考辨，不作为学术依据，或者将其视为没有学术价值。比如唐诗的“发表”，不像今天的发表有个时间，那时很难有准确的时间，所以一般都只能以古人的记载为准，在没有出现新的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一些推测性的所谓考辨，不作为学术依据，或者将其视为没有学术价值。比如唐诗的“发表”，不像今天的发表有个时间，那时很难有准确的时间，所以一般都只能以古人的记载或考证为准。因此像孙宝这样推测性的、推翻古人记载的论文就可以不予发表，因为知识是要不断进化的。话未说完，一学者厉言斥说，这个问题早就讨论过了，不是什么新东西，根据作品内容进行考证，学术界已有定论。另一学者也说，学术就不能达成共识，有了共识就没有学术了。出于礼貌，笔者就没有再立即反驳。后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的倪润安教授在发言中，提到了我的观点，认为学术要百花齐放，允许不同意见，另外考证要讲证据。

 

　　笔者认为，孙宝的所谓考证新说在方法上有原则问题。第一，他的“隆安新说”仅仅比古人“义熙”旧说提前8年左右，这个创作时间的提前有什么实际意义吗？对诗歌的理解有帮助吗？第二，全部考证没有任何直接证据，都是在史书记载里对号入座，而反驳的论文则是一一找出另外的史迹，又证明了古人的“义熙”说是对的。这种论证（考证）方式的可信度实在值得怀疑。第三，诗歌是源于生活的艺术，尤其是乐府诗歌，各种曲牌都有各自的创作套路，表达相对固定的思想感情，因此，很难与史书的史迹一一直接对应起来。古人早就说过，诗无达诂。当然，何承天的《鼓吹铙歌》一如“三曹七子”等的作品一样都具有史料价值，但是十五首诗歌具体到是什么时间创作的，又反映了什么样的历史事实，未必可以确切地一一考证出来。况且，一切归纳推理所得结论都是相对的。不过，很多古诗内容直接表明了写作时间，如“诗圣”杜甫的很多诗都是记录当时社会生活的，并且有确切的时间记载。总之，笔者认为，在没有新的直接证据出现的情况下，应该以古人的记载或考证为准，没有必要去进行一些推测性的所谓新考证。当然，古人的考证也未必全对，今人纠正古人错误的例子比比皆是，如顾颉刚的皇皇力作《古史辨》。同样，今人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对古人的作品进行歪曲或附会性的考证也是有的，典型的如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就广为读者诟病。

　　史学知识的进化与淘汰不是由某个史学权威决定的，而是通过自由而规范的学术批评和争鸣实现的，历史上就不乏各种学术争鸣的佳话，如战国稷下的百家争鸣，还有宋朝的朱熹与陆九渊关于理学的鹅湖之会等等。在2016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方针。”同时还强调，“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解决好学风问题。当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存在一些不良风气、学术浮夸、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现象不同程度存在，有的急功近利、东拼西凑、粗制滥造，有的逃避现实、闭门造车、坐而论道、有的剽窃他人成果甚至篡改文献，捏造数据。”要解决好学风问题，除了端正态度外，学会使用正确的研究方法也是关键之一，史学大家们都很注意史学研究的正确方法。由于工作关系笔者经常接触新闻专业的职称论文，感觉当下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的问题比较多。这次参加2018中国大同·北魏文化论坛，笔者自知是个北魏史学的业余爱好者，才疏学浅，也不太了解这类学术座谈会的规矩，所以发言可能有些唐突。但通过读论文集，笔者认为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上面谈的三点，是结合平时读书思考的结果，斗胆提出来，也许是小题大做，或者是鸡蛋里挑骨头，不管怎么说，都真诚地欢迎各种形式的批评。我讲真话批评别人，更希望别人讲真话批评我。

　　2018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