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唐晋：以“云上之心”向云冈致敬

▲云冈石窟佛像

1500年前，

大同市城西16公里处的武周山下人声鼎沸，

数以万计的能工巧匠，

劈石开山雕凿佛像，

创建了云冈这座艺术殿堂。

1500年后，

痴迷石窟文化的作家唐晋，

用佛像篆刻，

再现石窟造像之美。

这是致敬云冈缔造者的一种特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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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细节之间所藏着的浩瀚

大佛下，依然听见那个工匠的凿石之声

寂寞加持，如佛光世界一条老龙

以不羁诗情与自由放达，幻化佛造像之美

“云上之心”表达的情绪比较微妙

与北魏石窟开凿者感受相同

山西晚报：“云上之心——云冈·圆融”佛像篆刻作品展，在云冈美术馆开展以来，关注度非常高。这是您和古代石窟艺术的一次非常纯粹的交流。从近年研究云冈文化到现在，您对云冈有一种怎样的情结？“云上之心”又想表达什么？

唐晋：云冈是一个伟大而神奇的存在，不仅仅因为图像学意义。我不是一个研究者，而是作为云冈文化的欣赏者、膜拜者在努力接近它。“云上之心”所表达的情绪比较微妙，它更多地趋向一种隐匿于虚空之中的垂注感受。这份感受或许与1500多年前北魏云冈石窟的开凿者们所感受到的相同。

山西晚报：本次展出的115件（组）佛像篆刻作品是您从3000余件作品中精选出来的，都是以云冈石窟造像为主，作品无论是对整窟造像在结构上的繁简取舍，还是对个体构像入微入细的刻画，无论是线条运用的疏密，还是对光与影、虚与实的再现和把握上，都有哪些独到之处？

唐晋：没有较为广泛的对比就不能谈独到。众所周知的原因，印章对石窟造像的表现反映基本是一个以小摹大、以小喻大、以小见大的实质，势必要做不少减法或者是变化。一件事情做久了，必然会形成一定的个人手法、方式，从而集聚成个性风格。可以这样说，我的佛像篆刻风格还是比较写实的，阴阳结合相对紧密，对仪态、神韵方面非常重视。并且，或者是我写长篇小说的原因，佛像篆刻上也多刻制容量偏多的组章，这次展出的两件“云冈意象”的作品长卷，长度均达到两米以上，就是一个佐证。

去麦积山考察

徒步者以磕长头的方式一路向前

山西晚报：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知识学问的博览；“行万里路”，是实践经验的积累。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每件栩栩如生、生动传神的石窟篆刻作品，都反映了您去过不少地方考察石窟文化。

唐晋：近五六年来，我自驾探访过不少石窟，山西、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甘肃、四川、重庆、云南、浙江等等，其中大多数都藏匿于深山老林，道路都不是那么好走，甚至需要反复寻找。对于我来说，参访石窟的最大好处，就是那种现场震撼感觉的不断积聚。长此以往，形成了十分复杂的心理过程，其中有疲惫，有倦怠，有疏离，有麻木，但更多的是兴奋、感动。有时候回来很久，那些石窟的影像依然不时地在脑海、在眼前浮现。

山西晚报：走到哪里，哪里的石窟都让您心里有不同的触动。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

唐晋：探访的多了，很多自我的事情都不再着意。看上七八个小时无暇吃饭是经常的，在四川被蚊虫叮咬简直苦不堪言，山路上盘来绕去，导航不起作用，见不到一个人可以问路，种种际遇，有时候人也会生发迷茫之心。要说经历的事情有很多，比如那一次从甘肃庄浪往麦积山走，沿途一段两边山岭高举，夹着中间一条弯弯曲曲的国道。道路上时常看到三三两两的徒步者，有时是孤独的一个人，他们以磕长头的方式一路朝向麦积山。天空湛蓝狭长，周边无比宁静，汽车的驰过都会令人感觉羞耻。

山西晚报：遍寻各种石窟文化，大概走了多少路程，都是什么季节去，路上有没有遭遇危险？

唐晋：假期安排的原因，一般秋天出行比较多，每次几千公里是有的。危险难免。常常遇到的是这几个关键词的组合：夜晚，盘山路，五轴六轴大车，远光灯，悬崖。这是很容易想象的场景。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迷路，那次从榆林窟出来，要往瓜州，但不知怎么就进入了戈壁。手机没有信号，汽车少半箱油，无人可以问，没有地标，从车里出来转一圈，看到的景致是一样的。戈壁似乎无边无际，天色即将黄昏。最后拿出所有地图，搜刮以前学过的一些知识，赌博性地作出决定，认准一个方向开了近100公里，总算是看到了村落。有的时候导航也出问题，在陕西探访，至少两次导航将车导进了煤矿。

文化高僧昙曜带队开凿云冈

给世界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

山西晚报：公元398年，鲜卑拓跋氏迁都平城（今大同）。为巩固统治地位，把佛教尊为国教，遂开凿云冈石窟。其中，主持开凿石窟的文化高僧昙曜在历史上很著名。

唐晋：昙曜所置身的时代给了他一切可能。在北魏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彼此渴望更深交融的大趋势下，石窟艺术无疑是最为直接也是最好的媒介。昙曜法师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知道人心的重要性。

山西晚报：面对大气恢弘的昙曜五窟大佛像，很感慨古代的能工巧匠用他们高超的技艺，赋予冷峻的石头以温度，来传承千年的灵魂，这是另一种方式的歌唱。

唐晋：如果没有恭敬之心、崇高之意，一切技艺只能算作机巧。云冈的伟大远远超乎艺术的伟大之上，它整体反映出那个时代人类集体内心所能抵达的最高境界。

山西晚报：任何事物发展到巅峰和极致，就意味着逐渐走向衰落。比方云冈，它的高潮与落幕是当时石窟艺术发展过程的体现。

唐晋：云冈也罢，敦煌也罢，其背后蕴藏着的力量难以用一句兴衰来概括。敦煌之来处有西域，有犍陀罗，更有希腊罗马；敦煌之去处有麦积山，有云冈；云冈之后又有龙门，其间不用说有天龙山、南涅水、羊头山……一方面有成住坏空，一方面有相生相续。看云冈不能孤立地看。

初高中对篆刻感兴趣

用削铅笔刀在小木块上学刻章

山西晚报：诗书画印历来是文人雅士的精神家园和生活品质，篆刻也是一门在方寸之间精雕细刻的高雅艺术。很多时候，高雅是从普通逐渐演绎来的。您何时对篆刻有了浓厚的兴趣？

唐晋：对篆刻产生兴趣应该是在初高中时期，自己瞎玩，什么都不懂。记得当时太原有一家叫做小草堂的店铺，最早卖一些文房用品还有外国邮票什么的。那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那家店里看到很多印章章料，但是买不起，于是到学校的木工房里捡些小木块，用七分钱一把的削铅笔刀学着刻章。上语文课时给同学刻，经常被老师没收。

八九十年代的社会之风变得浮躁

创作的很多作品和自我滋养有关

山西晚报：上世纪80年代，各种思潮碰撞。人们告别了压抑和泯灭个性的过去，重新发现和确认个人价值。很多青年开始创作，文学、诗歌、绘画、篆刻等一波接一波兴起。当时上学的您赶上了这场深刻的变革，写了很多诗，此外还喜欢上了绘画和篆刻。

唐晋：其实这一切主要跟个人爱好有关。现在一般都会联系很多时代因素，但每个时代都有很多这样的人。做这些事情，首先是自我的滋养需要。自我都无法满足或满意，如何去影响别人？

山西晚报：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愈发浮躁，先前对于文学和艺术的推崇荡然无存，很多曾经受到追捧的文艺青年被边缘化，流行之风似乎要把艺术的灵魂吞噬掉。这段时期，您主要在做什么？

唐晋：那段时期主要做报纸副刊编辑。个人创作则以长篇小说为主。我的几部长篇小说都是那个时期完成的，比如1995年发在《花城》的《夏天的禁忌》，1999年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宋词的覆灭》，以及完成十年后才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玄奘》。

山西晚报：这段时期，不少人由于种种原因停止创作，诗和远方渐渐模糊。对于喜爱的诗歌、绘画和篆刻，您内心有没有过彷徨？

唐晋：我曾经有一次和朋友们聊天，我说，那首歌里唱“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远方和田野”，其实应该是“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远方的苟且”。苟且无处不在，诗，艺术，都存在着苟且。在我看来，其实坚持就是最大的苟且。只有在你真正热爱的事物中，你才会知道自己。

山西晚报：您此后创作的作品和之前有什么不同？

唐晋：以前的创作可能用脑比较多，现在用心比较多。

山西晚报：创作某个作品的时候，您亦诗亦画亦刻，会把这些表达方式运用到极致，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境界。

唐晋：多年以前，我在一次交流中表示，诗里面有绘画无法表达的东西，反过来也一样。创作就是要找到最适合的表达方式、表达角度。我也曾经说，既然在今天，诗啊艺术啊都是无用的东西，那为什么不把它们做得更精致？

诗和篆刻，都要用心力来雕琢

圆融是我的理想，是尽善尽美

山西晚报：您倾注所有心血篆刻的石窟造像艺术作品，重点关注的是哪些石窟？

唐晋：云冈石窟近六万尊大小佛像，无一不是文化经典。我尝试着把参访过的石窟都不同程度地刻一遍，目前刻过的有巩县石窟、广元千佛崖、沁县南涅水，以及敦煌、天龙山的一部分，云冈石窟是其中之一。

山西晚报：成功的篆刻作品必然经历从无到有、由简到繁，再从繁到简的过程。您雕刻作品的时候，是对着实物写生，还是参考影像或者凭借记忆完成？

唐晋：任何艺术创作都是综合因素、综合能力的体现。照片肯定是敬造的基础。实际上，现在我们所说的记忆最终会有多种重叠，甚至在局部会彼此取代，因此复观照片，既是一次重温，更是一次细细的、近距离的解读。想象几乎不存在，变形是必然存在的情况。我们都知道用来篆刻的石材一般不会很大，我常用的也就在3-4厘米之间，方形居多，最近多选用长方形。由于石窟造像各自有不同的环境因素，有时候需要把较为宽敞的场面距离缩近，举例而言，有的大窟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还有对狮形成一组关系，从我们的角度看去，基本上是平行式的，以佛为主依次向两边展开。事实上如果能进入窟内，他们前后是有空间感的。为了尽可能体现这种空间感，有时候就要变形，甚至用减法。此外，由于窟龛几乎都在山崖高处的原因，我们视线所及，包括拍摄的照片，本身多带有变形。

山西晚报：云冈石窟堪称公元5世纪中国石刻艺术之冠，石窟最大的17米多高，最小的才2厘米，让人叹为观止。可是，您篆刻的作品比那些还要微小。拿起刻刀的瞬间，您是不是和当年那些无名工匠一样，也是成竹在胸？

唐晋：最近我才渐渐理解了什么是惯性。某种惯性持续一旦久了，就会成为本能的一部分。当然，工匠也是经过长期的训练之后方能成为自身。

山西晚报：古代的石雕匠人用自然界的山石建造了宝贵的艺术殿堂。您现在选用的材料种类丰富，洋洋洒洒3000多方印，也堪称是微缩版的艺术宫殿了。

唐晋：我试过很多种石料，寿山、青田、老挝石、贵州夹板、云南红、仙居、萧山红、印度红、巴林、青海荔冻、辽宁绿等等。经常用的是青田里一种接近封门的料，很便宜的那种，因为它行刀流畅，随刀而崩，符合石窟造像那种高古残损的气质美。前一段时间，我还尝试在板瓦上篆刻。从大同几处北魏遗址捡拾过一些北朝板瓦残块，包浆很好，澄泥高温烧制，上手很重。除了偶尔有沙粒，手感还是相当不错。

山西晚报：这些石头对于篆刻有什么要求？

唐晋：比如青田石非常适合行刀，很利落，我多选用；用青田石来表现远古佛像的沧桑感比较到位。老挝石要腻一些，适合作一些细部的刻画。

山西晚报：有人说，您的篆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形态描摹与雕琢，而是以诗人潇洒不羁的诗情与自由放达来完成的。诗和篆刻，在一件作品的表达上，有什么交集？

唐晋：都要用心力来雕琢。

山西晚报：“云冈·圆融”是展览的主题。我想，圆融，就是圆满融通的意思。在艺术的道路上，圆融也代表了您追求的一种境界。

唐晋：作为展览主题，“云冈·圆融”更多意义指向众人的帮助。例如云冈石窟研究院盛情邀请，提供高等级平台，使我的作品得以充分展示，与观众交流。这场展览不是一个人的，它背后有很多推手在合力，有很多团队在默默付出。并且，还有国内三十多位著名书画家、作家、文物学家为我的作品题跋，相得益彰，令这次展览的主题具有了不断开掘着的内涵与不断拓展着的外延。

对我而言，圆融是理想，是尽善尽美。

▲唐晋刻佛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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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晋

1966年8月出生，太原人，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夏天的禁忌》《宋词的覆灭》《玄奘》《鲛人》《鲛典》《唐朝》；中篇小说集《天文学者的爱情》《王昭君》；短篇小说集《聊斋时代》《景耀》；诗集《隔绝与持续》《月壤》《金樽》《侏儒纪》；散文集《飞鸟时代》；文化专著《红门巨宅——王家大院》《二十四院的风度》《太山寺考》等。近几年专攻石窟文化造像篆刻。曾参加“乡村计划·1993”艺术活动，近年来分别在太原、长治举办“诗性的奔突”个人油画展，2018年参加“灵性的回归”首届中国当代诗人绘画巡回展。

文｜山西晚报全媒体记者 郭志英

本文刊载于2019年8月7日山西晚报

图｜云冈石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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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山西晚报全媒体编辑 南丽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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