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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名人与大同——喜龙仁

　2019-03-13 09:14:10　来源：大同文旅　编辑：大宝　关注热度：

　　喜龙仁（1879-1966）

　　喜龙仁（Osvald Sirén），芬兰人，瑞典籍，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为西方从事中国艺术研究的先驱之一。他早年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前期美术，后来成为研究和收藏东方美术的著名西方学者。他1908年至1925年任斯德哥尔摩大学美术教授；1928年至1944年任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绘画与雕塑部负责人。

　　1918至1935年间，喜龙仁四处走访东亚地区。1918年12月至1919年1月，亦即喜龙仁首度东亚之行，先去了日本，在日本初遇中国艺术，然后来到中国。此后，又于1921年至1923年，1929年至1930年和1935年多次考察，摄影并购买实物。1924年他出版了《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书的第一卷。

　　喜龙仁所著《五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刻》(1925年版)

　　1922年，喜龙仁首次考察天龙山石窟。之后，他来到大同云冈石窟。1925年，喜龙仁在伦敦出版《五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刻》，全书共分四卷，第二卷至第四卷共收录623幅图版，是研究中国佛教美术史的重要基础资料。

　　喜龙仁是西方世界中第一位以具体实例论列中国雕塑服式与衣纹特色的艺术史家，他在《五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刻》专书中多次不厌其烦述及佛教造像服式与衣纹。在他看来，服式与衣纹可谓探究历代佛教造像递变轨迹的不可或缺的主轴座标。中国佛像除了头部、四肢之外，身体各部份的外形结构几乎全部均为蔽体袍服的大轮廓所掩盖，服式与衣纹对于佛教造像的重要性，实不亚于品评中国山水画和书法等第中居精华要素之一的笔法。

　　喜龙仁注意到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原地区最早开凿的北魏皇室石窟，即兼倾全国人力营建的国家级石窟——云冈石窟，它的早期造像，服式多作通肩式，呈Ｕ字形细密衣纹的宽博长衣，紧贴身上，如昙曜五窟的第十九窟主佛；或袒右肩式，如昙曜五窟的第二十窟，结跏趺坐，高13.7公尺的露天大佛，服式自佛的左肩斜披至右腋下，右胸和右臂皆裸露于外，仅右肩上露出上衣的边缘，衣褶为平行隆起的线条，又以阴刻衣纹装饰细部，衣端形成锯齿状的襞。此两种通肩和袒右肩服式显受印度式造像影响。

　　等到云冈石窟晚期的造像，汉化风格服式纷纷登场。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前所开凿的云冈第二期石窟，如第五、第六窟的主像大佛，全部换上南朝士大夫的褒衣博带式服装，大衣内著僧祇支，双领下垂，衣内有双带供作系结。菩萨也同样变为头戴蔓冠，上披帔帛，下著羊肠大裙的式样。云冈前后期“冕服式”服装式样的变化，实与孝文帝一系列的汉化服式改革(如太和十年“始服衮冕”)相互呼应。

　　不仅佛教造像的服装式样由云冈石窟早期的通肩大衣过渡到云冈晚期的褒衣博带汉化风格，中国佛雕立像和坐像衣纹的基本雏形，亦于北魏时期终告完成。北魏前期太和初年，匠师们业已成功地创造出由简洁遒劲、平行线条组成的立像衣纹，充满动态力感的立像衣褶，外廓刚劲有力，下垂似鸟翅伸张，宛如佛自天下降。另一方面，北魏后期在云冈晚期的石窟以及迁都洛阳后龙门石窟的造像中，坐像的衣纹形式，袈裟覆膝，衣裙下垂，曲折翻覆，重叠掩座，长短衣褶，反覆折叠，繁简不同，千变万化，势如行云流水的线条，造成生动的韵律感，较诸立像如翅而张的衣裾，各有特色，相映成趣。

　　备受喜龙仁赞赏的是：北魏时期云冈石窟即已发展出的立像衣纹和年代稍为晚出的坐像衣纹。喜龙仁以西方人士的身份，具体实例申述一千五百年前，在北魏前期完成立像衣纹。继之，又在北魏后期完成坐像衣纹匠师技法的形式分析，发扬中国雕刻艺术，功不可没。

　　五世纪起，佛教跃居中国文化艺术的主流。对中国佛像雕刻源流脉络下周功夫的喜龙仁，将北魏以迄唐宋，佛教造像迭经民族化世俗化的发展历程，以年代为经，区域造像为纬，勾勒出时空交错下几个主流石窟和造像中心，在《五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刻》书中，历代各地佛教造像艺术的风格，提纲挚领，特色明显，其前瞻性以及指标性，还非相同性质的其他中国佛教雕刻书籍可以比拟。

　　研究中国近代考古学与美术史的发展历程，不能不提到一系列外国学者。他们中有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沙畹和他的学生伯希和，日本的大村西崖、伊东忠太、关野贞和常盘大定，德国的鲍希曼，以及瑞典的喜龙仁。这些学者通过广泛的实地调查和对实物的深入分析，为中国文化史研究方法的现代化起到了示范作用。他们当中，在中国建筑史和美术史两方面兼具重要影响的人物大概首推喜龙仁，而他所影响的直接对象就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建筑家梁思成。喜仁龙的《五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塑》当系梁所“借重”的诸多前人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