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绘胡人杂技陶俑(北魏,2000年,
大同市雁北师院北魏墓群M2出土,
大同博物馆)
虽然古代丝绸之路在不同历史时期有起有伏,但通过贯穿东西方的陆海通道,最终实现了人类文明史上商品物产大流通、科学技术大传播、多元文化大交融,这是不争的事实。古代丝绸之路的兴衰史,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经济社会的繁荣是基本动因。经济繁荣是国运昌盛的缩影,是古代丝绸之路形成发展的先决条件。从历史上看,丝绸之路兴盛之时大都是古代中国最强盛之时。从汉唐到宋元,从明代到清中叶,我国综合国力强盛,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可能。
两汉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领先于世界。铁器与牛耕普遍使用,水利设施大量兴修;冶铁、铸铜、煮盐、纺织和漆器业兴起。官铸五铢钱的通用,为商业注入活力,使商品交换从以物易物转型为物币交换,带动了长安、洛阳、邯郸等商业性都会的兴旺。都城长安九市中以东、西二市最大,尤以东市最繁华,市内商贩云集,商铺林立,各类货物琳琅满目。
鎏金银胡瓶(北周天和四年,公元569年,1983年宁夏固原李贤夫妇合葬墓,固原博物馆藏)
唐代经济社会空前繁荣。公元628年唐朝完成统一后,兴建大型水利工程160多项。以曲辕犁和筒车为代表的生产工具广泛使用,促使农业蒸蒸日上,到公元749年官仓存粮达9600万石。丝织业、造船业以及以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和唐三彩为代表的陶瓷业异常发达。柜坊和飞钱的出现,使商业贸易和资本流通更加便利。长安城繁花似锦,整座城市面积超过8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00万。
经济的高度繁荣,使我国成为丝绸之路发展史上当之无愧的引领者。而古代丝绸之路聚合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商贸、产业、资源配置,成为各方利益交汇的经济走廊。历史表明,经济的进步和繁荣既是丝绸之路形成的基础,也是丝绸之路持久兴旺的动力源泉。
浮雕骑马出行图(隋代,1999年山西太原晋源区王郭村虞弘墓出土,山西省博物院藏)
经过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国家强盛才能充满信心开放,而开放促进一个国家进一步强盛。历史新起点,带来发展新机遇,“一带一路”倡议乘国家改革开放之势而上,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势而为,为我国更好、更持续地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开辟了崭新路径。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沿线6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目前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具潜力、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沿线各国无一例外地面临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展开多层面宽领域国际合作的愿望和诉求,同时也不同程度面临多种问题,如资源短缺、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网络攻击、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这些问题制约和影响各国各地区的发展。积极应对挑战,已成为全球共识。借中国快速发展之势,实现本国发展目标,成为沿线多数国家的愿望。
鎏金舞马银壶(唐代,1970年陕西西安市何家村窖藏,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一带一路”倡议顺应沿线国家发展经济、维护稳定、改善民生的现实需求,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成为推动当今国际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方案”。
政府引导与主体参与有机统一是客观要求。有人认为,古代丝绸之路从未有过政府的经营,完全依赖于民间的自发。这个观点值得商榷。事实上,历代政府在丝绸之路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西汉政府设置大鸿胪一职,专门负责接待外国贡使和商人,同时建立了“过所”制度,对过往人员进行规范管理。北魏朝廷在洛阳设立“四夷馆”,款待外国商人和使节。唐朝政府对外商实施保护政策,下令任由外商贸易往来,“不得重加率税”。继公元714年唐朝政府在广州设市舶使后,公元971年起宋朝在杭州、明州(今宁波)、泉州等多处设置市舶司掌管海上贸易。元朝颁布了保护船商的“市舶则法”,制定了由国家出财资,船商进行海上贸易的“官本船”制度等。可见,历代政府设置官职、制定规则、出台政策,为丝绸之路贸易提供了制度支持;稳定边疆、建立驿站、军事戍守,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安全保障;与沿线国家和各民族讲信修睦、守望相助,为丝绸之路的发展营造出良性的外部环境。
缠枝花卉纹绣鞍鞯(唐代,1983-1985年青海都兰热水墓群出土,青海考古所)
当然,古代丝绸之路贸易往来最活跃的元素主要来自于民间,甚至民间贸易始终占据着古代丝绸之路最显著位置。往来于丝路的群体,几乎囊括了沿线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包括了僧侣、学者、工匠、商队、贩客等,呈现出参与群体多元化、贸易行业多类型、贸易形式多样化的特征。
历史表明,政府支持与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同作用,是丝绸之路繁荣发展的基本保障,二者缺一不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离不开政府引导和参与主体的有机结合、相互协调,只有使两者形成合力,才能激发出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活力。作为政府既要发挥把握方向、统筹协调的作用,又要发挥市场作用,同时要着力构建以市场为基础、以企业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广泛调动各类企业参与,引导更多社会力量投入“一带一路”建设。各类企业要进一步顺应“一带一路”建设大势,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更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更好把自身发展与沿线国家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
木身锦衣裙仕女俑(唐代,1973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张雄夫妇墓出土,新疆博物馆藏)
和平稳定是必要前提。古代丝绸之路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基于和谐的政治氛围、融洽的民族关系、安定的沿线环境,实现了东西方跨国商贸活动和跨种族文化交流。
古代丝绸之路从形成伊始,就与沿线国家政治的稳定度、彼此关系的和谐度息息相关。我国始终以和为贵、以诚相待,与沿线国家维系了长期和平稳定的政治关系。“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这一关系在中国与沿线国家人民持久友好的交往中得到体现和印证。
汉唐宋元时期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先后与沿线上百个国家或民族和睦相处。古罗马、波斯、大食相继兴盛一时,它们与我国相互尊重、友善交往。“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丝绸之路赢得了大发展、大繁荣。
东汉末到隋朝、晚唐到元初,中原内乱、民族分裂、社会动荡,对外关系交恶、战事冲突频发,沿线安全无保障,商贸活动被冲击,丝绸之路不可避免地陷入萧条和萎缩。
三彩釉陶载乐骆驼(唐代,1957年陕西西安市鲜于廉墓出土,国家博物馆藏)
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血腥扩张建立殖民统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我国是推动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国度,但从来没有借此对外侵略扩张,更没有因为丝路之便占有他人一寸土地,因而赢得了沿线国家的信任和仰慕,丝绸之路因此成为各国共享和平、共同发展的典范。葡萄牙人描述明代海上贸易时说,“如此之自由”,“除绞架和市标外一无所缺”。(C.R.博克舍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90年,第133页)这一记述无疑是最好的写照。
历史表明,和平稳定的政治局面和共同发展的共赢理念,是推动丝绸之路走向繁荣的关键因素,也是丝绸之路的本质属性。当我国和沿线国家共有稳定安宁的良好政治氛围时,丝绸之路就会兴旺;当我国和沿线国家共享平等交往、共同发展的融洽关系时,丝绸之路就会昌盛。
盘口琉璃瓶(唐代,1987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法门寺博物馆藏)
当今国际社会呈现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特点,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了严峻挑战,在越来越多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面前,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不论人们身处何国、信仰如何、是否愿意,实际上都已经处在一个命运相关的共同体当中。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安全层面,丝路沿线国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沿线各国政府需要不断加强政策沟通,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共同构建多层次沟通交流机制,共同维护好丝绸之路沿线和平与稳定,共同打造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开放包容是重要支撑。沿线各国人民之所以能共同创造古代丝绸之路的辉煌,核心的理念就在于“开放包容”。沿线各国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中以开放的心态,尊重彼此文明形态;以包容的观念,善待各自文化差异,从而实现了商品互补、文化互鉴、文明互动。
因为开放,才有自由的经贸活动,从而使多种经济要素兼容并包、商品流通取长补短、市场交易各取所需;因为包容,才有多样性文明的交融,从而使各种文化元素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众多学说思想百花齐放、流光溢彩。史载“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服。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三)这一繁荣景象即是开放包容最真切的体现。
八瓣团花描金蓝琉璃盘(唐,1987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法门寺博物馆藏)
在古代丝绸之路贸易中,我国一向推崇讲情重义、先义后利、互惠互利。唐朝政府要求各地官员对胡商“常加存问”,“接以仁恩,使其感悦”。讲诚信、重公平,始终是古代中国与沿线各国贸易交往的行为规范。
有学者考证,唐朝在全国设驿站1639所,仅广州的外国客商就有12万人,与唐朝有交往的国家或部族达189个,南亚、中亚和西亚来唐使团共343次。明朝郑和下西洋期间,沿线国家使节来华318次,平均每年15次,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到达。“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古代中国之所以有庞大的丝绸之路“朋友圈”,得益于开放,受惠于包容。
历史表明,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智慧能独立支撑整个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不同国家和民族只有相互尊重、彼此包容,才能创造出引领时代的文明成果。对外开放、合作共赢是国家强大、社会进步的重要前提;自我封闭、盲目自大,必然导致落后。超越文明属性、制度差异、发展水平,坚持开放包容、合作交流,是解决“一带一路”建设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难题的重要途径。
我国的繁荣发展源于改革开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改革开放,而“一带一路”倡议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开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一带一路”建设无疑是我国敞开对外开放大门的重要标志,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引擎。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建立国际合作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国际合作经济带,实现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良性互动,从而构建起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
文明互鉴是动力源泉。古代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持续的跨文明交流对话,记录也见证了沿线不同国家、众多民族的成长历程,丝绸之路成为全人类的集体记忆。
彩绘陶胡人俑(唐开元十八年,2001年甘肃庆城县赵子沟村穆泰墓出土,庆城县博物馆藏)
丝路沿线不同国度有各具特色的灿烂文化和文明因子,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建筑艺术,古希腊的哲学、文学和史学,两河流域的城市建筑、艺术、天文学等。宗教则是古代丝路不同文明互动交融的又一重要元素,诸多宗教在丝路沿线诞生,在丝路沿线传播,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对沿线各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丝绸之路之所以持续时间长、富有生命力,原因就在于思想文化纽带的连结、精神力量的支撑和多元文明的传承。不同地区的文化发展有各自内在逻辑,不同文化之间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丝绸之路沿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文化的交流、交融甚至交锋中,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理解,哲学思想、教化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得到充分展示、深入交流,缔造出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
历史表明,多种文明汇聚而成的价值底蕴,是古代丝绸之路充满活力的动力源泉。文化的互学互鉴,是丝绸之路生生不息的精神支点,是丝绸之路魅力永恒的精髓所在。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只要坚持丝路精神,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
三、古代丝绸之路对深化“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
《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石经幢(唐元和九年,2006年河南洛阳李楼乡城角村东北出土,洛阳博物馆藏)
古代丝绸之路深厚的历史积淀,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它不仅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思想源头,而且是共建“一带一路”的行动基础。
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不只是人们的记忆,更是“一带一路”建设继往开来的底蕴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以更高的站位、更广的视野,在吸取和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创新的理念和创新的思维,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使沿线各国人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一带一路”给他们带来的好处。由此而言,“一带一路”倡议绝不是古代丝绸之路的翻版,更不是所谓通过“一带一路”恢复历史上的“朝贡关系”,而是一次伟大的超越,其内涵和外延都是古代丝绸之路无法比拟的。
一带一路上的地理标志——陆上丝绸之路
由古代丝绸之路历史所汇聚的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是人类文明进步繁荣的精神内核。古代丝绸之路昭示了不同文明之间彼此交融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揭示了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动的历史轨迹和历史规律。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要义的伟大丝路精神,源于古代丝绸之路历史上的辉煌与磨难,彰显了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取向。实现“一带一路”建设的宏大目标,必须在中国和沿线各国人民中形成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从而给“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营造和谐融洽的人文环境,使“一带一路”成为文化交流之路、文明对话之路。
三彩釉陶载乐骆驼(唐,通高58.4、长43.4厘米,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鲜于廉墓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古代丝绸之路奏响了道路相通、贸易流通、文化互通的历史序曲,推进了人类文明进步,加速了人类发展进程。“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经济全球化、推动人类文明向更高层次迈进的过程中,必将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选择。如同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不是中国一个国家创造的一样,“一带一路”也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事,不是中国的独享地带。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必须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遵循平等、追求互利,让沿线国家和人民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起更加紧密、更加高效的联系,与沿线国家形成持续稳定、相向而行、协调一致的政策行动;把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长期目标,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与沿线国家一道久久为功,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尽管古代丝绸之路曾经的辉煌已经成为历史,但它所凝练的价值理念为共同绘制好“一带一路”建设精谨细腻的“工笔画”,厚植了根基、提供了源泉、注入了动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需要所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参与,也需要从古代丝绸之路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中汲取养分,从而使“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更加牢固、步伐更加稳健。
“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及其途经城市分布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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