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与大同——水野清一

　

　　水野清一（1905—1971）

　　当本报告书全卷完成之时，这项工作，这部三十册的巨著，不言而喻会成为近年来少见的豪华出版，引起世界的注目。也许关于云冈石窟寺佛教学的研究或有学者对此见解持有不同看法，关于这个艺术系统的划分也有需要考虑的地方，但此种基于考古学的调查，一定要将遗迹进行彻底的调查并正确报告，这才是我们工作的着眼点。而且著者的见解也颇为稳妥，本书作为调查报告书也几近完美，应该说是一部奠定云冈石窟研究稳固基础的世界巨著。

　

 

　　上述文字是水野清一与长广敏雄合著的《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下简称《云冈石窟》），获1952年（昭和27年）日本学士院恩赐奖时，学士院授奖审查要点中的最后一段话。

　　水野清一先生是日本著名考古学家和佛教美术史学者。他于1905年出生在日本兵库县神户市,1925年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选科,专业是东洋史,并跟随日本考古学的创始人滨田耕作先生学习考古学。1928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史学科,并于1929年作为东亚考古学会第二批留学生到北京留学。此后,他曾经调查过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河北响堂山石窟等,写有大量有关中国佛教美术的论文,是研究中国考古学及佛教美术的著名学者。特别是与长广敏雄合作的《云冈石窟》一书,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曾经是研究云冈石窟的集大成者。另外,还著有《龙门石窟の研究》(1941)、《中国の佛教美术》(1966)等著作。1951年（昭和26年）凭借云岗石窟的研究获得了朝日奖，1952年（昭和27年）凭借该研究又获得学士院恩赐奖。

　　

 

　　大同云冈石窟，是在公元五世纪中叶由北魏的文成、献文、孝文三位皇帝先后开凿而成中国最大最早的石窟寺。1902年，伊东忠太博士最先向世界做了介绍。接下来1907年，法国的沙畹博士也对此做了实地调查。从那以后踏足此地的中外学者渐多，驻在北京赴该地拍了大量摄影作品的摄影师也不在少数。

　　

 

　　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对云冈石窟的考古调查工作从1938年（昭和十三年）到1944年（昭和十九年）前后进行了七次，每年要花上三个月乃至六个月的时间，忍受了住宿饮食等方面的不便，还要克服调查所需必要器材等的不足，对这个遗迹主要洞窟的基本调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通过全面调查、记录及实测工作，并辅以小范围发掘，获取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即将雕悬于广大的主要洞窟四壁上各层、各龛、天井等处，以主佛像为首的佛菩萨、飞天乃至图纹的细密之处等等都拍成了照片，并对应做了详细记录，特别是对于作业困难的壁面也严格进行了实地测量，假如留有北魏雕凿痕迹的地方也是悉数记了下来，其一是给今后云冈石窟的研究者一份详实的资料，还有一点不用说就是将那些将来不能免于崩坏的危险的主要遗迹在纸上得以保存。

　　1952年出版的《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共十六卷，三十二本，采用了较为科学的体例:每卷两本，除文字、测绘图及拓片自成一卷外，另有一本专门的图版卷，洞窟部分位置的测绘图可以和照片图版进行比对，能够大致了解当时所用的测绘方式。洞窟实测图的原图(现场用铅笔绘制)由水野、长广、北野、铃木为主绘制。云冈石窟测绘的难度在于石窟寺内很少存在平面的壁画，绝大多数是石质的浅浮雕和高浮雕，要用正投影图表现带有空间的立体造像。

　　

 

　　今观之，书中记载了云冈第2，3，5，6，7，8，9，10，11，12，13，16，17，18，19，20，29，30，33，34，39洞的部分石窟图片，图片极为精美！更为甚者，记载图片中的第9窟、10窟和12窟，16窟至19窟的现在的石窟已经大部分风化等原因损坏严重。因此，本书有记录历史极为保藏价值。

　　再则，该报告内容虽存在一些遗憾，但其独有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迄今尚无大型石窟寺报告与之比肩。这些资料在云冈石窟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性意义。

　　另外，在同考察期间，水野清一还对北魏平城遗址和方山永固陵进行了勘察，陆续发表了《平城遗迹》和《方山遗迹》两篇简短的勘察报告。其中，《方山永固陵と万年堂》发表在《东洋史研究》第4卷第4、5号（1939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