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五话 “灯节”

　　正月十三， 大同古城内外锣鼓喧天、欢潮涌动，2019中国大同古都灯会民俗文化大展演在和阳门外广场盛大启幕，由5500人组成的16支表演队伍载歌载舞，用极具特色的民间社火表演向现场数万观众与游客送上新春的祝福，声势浩大、别开生面的民俗盛宴拉开了古都大同红红火火闹元宵的序幕。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张吉福，省文联党组书记郭健，市委副书记刘振国，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向东，市政协主席郜向华等，以及全国和全省劳动模范、驻同部队官兵、工矿企业职工、高等院校师生、环卫工人等社会各界代表观看展演。

　　2019中国大同古都灯会民俗文化大展演旨在倾力打造大同年俗文化旅游品牌，助力大同古都灯会提升知名度和影响力，让“天下大同”文化品牌响亮起来，让大同古城活起来、火起来；同时，结合“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丰富我市春节群众文化生活，增强群众共享文化惠民成果的幸福感。展演活动以民族、民间文化和非遗文化展演为核心，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时融合现代时尚的表现形式，突出地域特色，充分展示大同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各县区民俗文化魅力。
 

　
 

　　正月十三晚上，按照古人过元宵节的习俗，就要开始“上灯”了。元宵节有“元夕”、“元夜”、“上元”、“灯节”等多种称呼，每到元宵节古人都要燃灯。所谓燃灯，又叫放灯、上灯、亮灯。

　

 

　　从年代上来说，元宵节的起源主要有“汉朝说”、“魏晋说”、“唐朝说”等版本。其中起源于汉朝的说法又分“汉文帝说”与“汉武帝说”两种。

　　最早起源的说法与西汉开国之臣周勃有关。当年，周勃与陈平谋划，诛灭了专权的吕氏家族，拥立代王刘恒（汉文帝）。因为周勃在正月十五戡平“诸吕之乱”，汉文帝遂定此日为元宵节。此后，每年元月十五日晚，汉文帝都要出游，与民同乐。

　　

 

　　第二种说法与正月祭祀太（泰）一神有关。《七修类稿》：“上元张灯，诸书皆以为沿汉祀太乙。”《史记·乐书》记载：“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太一神即天神，是秦汉人心中的至尊之神。汉武帝对祭祀太一神十分虔诚，他采纳方士缪忌的奏请，在甘泉宫中设“泰一神祀”，并定下祭祀活动从正月十五黄昏开始，宫中遍燃灯烛，献祀太一，乃至通宵达旦。此夜取消夜禁，即所谓“放夜”，京城居民可以通宵活动。

　　持“魏晋说”观点的人则认为，元宵节的来源与中国本土教“道教”有关。汉末道教中的支派“五斗米道”，创天、地、水（人）“三官”，魏晋道家以“三官”与时日节候相配，定正月十五为“上元”，七月十五为“中元”，十月十五为“下元”，合称“三元”，中国传统的三元节庆，由此产生。

　　

 

　　那么，元宵节为何一定要燃灯？学术界的观点也不尽相同，笔者归纳起来有“祀神说”、“媚官说”、“念佛说”三种。

　　“祀神说”因汉武帝祭祀太一神而来。元宵之夜来临时，汉武帝会令人点燃灯火，故元宵节又称“燃灯节”或“灯节”。“媚官说”则由道教的三官神灵引起。据明郎瑛《七修类稿·辩证类》“三官”条：“世有三元三官，天地水府之说……其用司于三界，而以三时首月候之，故曰三元。”正月十五是三官下降之日，三官各有所好，天官好乐，地官好人，水官好灯，于是有上元节纵乐点灯之俗。而“念佛说”则为不少佛徒相信。据《涅檠记》，佛祖释迦牟尼火化后，信徒将他的舍利子置于金座上，大众飞撒花瓣，奏乐，绕城燃灯十三里。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每逢元宵夜皆点花灯纪念佛祖。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引《僧史略·汉法本传》释称：“西域十二月三十日是中国正月之望，谓之大神农变月。汉明帝令燃灯，以表佛法大明也。”宋高承《事物纪原》也持相同的说法。

　　

 

　　上述哪种说法更接近事实真相？笔者认为“祀神说”是元宵节燃灯之滥觞，《七修类稿·辩证类》“元宵灯”条便称：“上元张灯，诸书皆以为沿汉祀太乙，自昏到明，今其遗事。”而“媚官说”只是一种民间观点，“念佛说”也谈不上是元宵节燃灯之俗的起源。佛徒为佛祖燃灯与中国元宵节燃灯，不过是一种风俗巧合或者说中外文化融合的结果，但这在事实上推广了元宵节燃灯之风。

　　

 

　　《大唐新语》：“贵臣戚属及下俚工贾，无不夜游。”

　

 

　　南北朝时，元宵节燃灯已成气候， 而真正让元宵节燃灯之俗发扬光大的则是隋唐。隋朝时，正月十五元宵节已盛况空前。《隋书·柳彧传》记载：“每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当时的长安城居民都会出来观灯看戏，街头表演也丰富有趣，“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伎，诡状异形。”

　　唐朝元宵节比隋朝更热闹。唐刘肃《大唐新语》记载：“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贵臣戚属及下俚工贾，无不夜游。”诗人苏味道曾在《正月十五夜》诗中感慨道：“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为了让民众开心过好元宵节，朝廷除了取消夜禁，还会给官员放假。如李隆基当皇帝之前，燃灯只有正月十五一天，李隆基当皇帝之后，增加到了三天，从正月十四到正月十六。另据《新唐书·严挺之传》：“睿宗好音律，每听忘倦。先天二年正月望夜，胡人婆陀请然（燃）百千灯，因弛门禁，又追赐元年酺，帝御延喜、安福门纵观，昼夜不息，阅月未止。”

 

　　此后的宋朝元宵节节庆活动又增加到五天，从正月十四到正月十八，都有燃灯活动。明朝元宵节燃灯时间更长。据《七修类稿》记载，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应天（今南京），“元宵放灯，多至十余日”。后来统一确定为五天，但时间从正月十三开始，至今南京仍保留“正月十三上灯”之俗。

　　明成祖朱棣对元宵节尤其青睐，不仅给官员“赐节假七日”，赏灯也要从正月十一开始至正月二十二结束，现在有的地方仍有“正月十一夜点灯，至二十二夜始熄”的习俗。
 

 

　　《清嘉录》：“灯一面覆壁，三面贴题，任人商揣，谓之打灯谜。”

　　

 

　　谜语一直是中华传统的益智游戏，到了宋朝，元宵节已有了“益智节”的含义，标志之一就是“灯谜”的出现。灯谜是贴在元宵节花灯上供游人猜的谜语，又称“庾辞”、“隐语”，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谐讔》称：“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

　　南宋时，“灯谜”作为谜语中的一种类型，已成为元宵节必不可少的助兴项目。据吴自牧《梦粱录》，南宋时制谜和猜谜与说书、下棋一样，可以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商谜者，先用鼓儿贺之，然后聚人猜诗谜、字谜、戾谜、社谜，本是隐语。有道谜，来客念思司语讥谜，又名打谜。”周密《武林旧事》“灯品”也有类似记载：“有以绢灯剪写诗词，时寓讥笑，及画人物，藏头隐语，及旧京诨语，戏弄行人。”

　　元宵节猜灯谜成熟于明清时期。清顾禄《清嘉录》中记录有当年苏州元宵节猜灯谜的情景：“好事者巧作隐语，拈诸灯。灯一面覆壁，三面贴题，任人商揣，谓之打灯谜。谜头皆经传、诗文、诸子百家、传奇小说及谚语、什物、羽鳞、虫介、花草、蔬药，随意出之。”猜中者有奖，奖品有巾扇、香囊、果品、食物等，谓之“谜赠”。猜灯谜在明清小说中也多有描写，如《红楼梦》第二十二回中的情节：“忽然人报，娘娘（元春）差人送出一个灯谜儿，命你们大家去猜，猜着了每人也作一个进去。”

　　

 

　　《广东新语》：“广州灯夕，士女多向东行祈子，以百宝灯供神。”

　　

 

　　元宵节观灯是古代男女都乐于参加的活动，其中尤以女性最为活跃和喜欢。在古代，不论是未婚女性还是已婚女性，都不会错过元宵观灯的机会。究其缘由，除了娱乐目的之外，还有很多民俗学上的因素。

　　

 

　　中国人善于利用和开发节日功能，元宵节也不例外，人口增殖愿望就被赋予到节日活动中。“灯”谐音“丁”，丁即男子，所谓“添丁增口”就是基于此义。承担人口增殖主要压力的女性喜欢观灯，初衷之一自然是出于表达求子愿望的考虑，即所谓“祈灯”。为此，有些地方的女性干脆在元宵之夜直接“摸丁”。明沈榜《宛署杂志·民风一》记载，明朝时，京城妇女喜欢“暗中举手摸城门钉，一摸中者，以为吉兆。”这种摸门钉风俗一直到民国时都存在。

　　

 

　　广东人元宵节观灯活动颇有南方色彩。据清屈大均《广东新语·事语》“拾灯”条：“广州灯夕，士女多向东行祈子，以百宝灯供神。夜则祈灯取采头，凡三筹皆胜者为神许，许则持灯而返，逾岁酬灯。生子者盛为酒馔庆社庙，谓之灯头，群称其祖父曰灯公。”广东还流行“拾灯”风俗。如清朝陆丰地区，在元宵节的晚上，人们从上游往江里放水灯，妇女们则在下流争着拾：“得白者喜为男兆，得红者谓为女兆。”因为妇女祈子愿望强烈，随之出现了元宵节“送灯”现象。送灯即“送子”，即使没有人送，在元宵灯会上也要买上一只带回家，图个吉祥。

　



 

　　据道光《大同县志》、《大同县志》民国稿载大同上元节即灯节习俗有：

　

 

　　1、乡下多扮灯官，唱插秧歌来城内，各村互相征逐，仿傩礼（敲锣击鼓驱除疫鬼）。

　　2、士人扮高跷、架戏，涂脂抹粉，作诸戏剧，丝竹歌舞于期间，杂以竹马、灯船之类，沿街游行。

　　3、城中大南街设棚迓（迎接）三官、火神各木主于其中，献戏三日。

　　4、至晚，各张灯发火。寺庙、商号张灯火，放花炮。……此后，铺户即接连择一吉日，亦献戏三日发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