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是万里茶道上重要的节点

　　张月琴
 

　　万里茶路在山西北部的路线是以大同为中心，向西经杀虎口至归化，向东至张家口或至北京。在右玉县发现了一帖从杀虎口至京都的路程单，上面记载了从归化城去往北京的路线，进入朔平经大同往北京各点以及点与点之间的里程：“杀虎口至朔平府二十里，朔平府至红土岭十五里，红土岭至黄土坡十五里，黄土坡至牛心堡十五里，牛心堡至云阳二十里，云阳至葛家园二十五里，葛家园至云西堡十五里，云西堡至旧高山十五里，旧高山至新高山十五里，新高山至白庙子十五里，白庙子至云刚(冈)十五里，云刚(冈)至大同府三十里，大同至三十里铺三十里，三十里铺至聚洛三十里，聚洛至王官屯三十里，王官屯至阳高三十里，阳高至三十里铺三十里，三十里铺至天镇三十里，天镇至张家河底三十里……”。归化城是明末清初口外贸易迅速崛起的城镇，其中沟通归化城与北京之间的路线无疑是重要的商贸之路。这张路程单是归化城通往北京之间的商路的重要证据，也是大同是万里茶道节点上的重要证据。

 

　　谭其骧先生曾在《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文中指出，明代山西边境城市大同是很繁华且很有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大同是边境城市，军事地位较为重要，驻扎了大量的军队，所以全国的财富大量输往这一地区消费；另一原因则是明政府同蒙古人互市，尤其是在和平时期，大同是对蒙贸易的主要市场，而它也作为一个商品流通的贸易集散地存在着。

　　大同是官方与民间贸易的商品集散地。明实录宣德五年（1430年）十月癸酉条记载（寺田隆信的《山西商人研究》中也提到此事）户部因山西运交大同、宣府两镇的秋粮负欠甚多，计划向两镇运输当地特产，换成米粮缴纳。为了配合这件事的实施，山西布政司拟定了转输事宜六条，其中指出：“山西岁纳大同、宣府之粮，宜征民间所产有，度边境所宜用，若布、绢、棉花、茶、盐、农器等物，估其时值，十分减二，远赴边上，令掌收粮官，辨验酌量，市米上仓。”上述两镇军粮若在一地换买完成恐有不便，之后还指出，可以在应州、朔州、蔚州、浑源州等地素称粮仓的地方设立仓库，让负责的官员视地方实际情形换成粮食以充实仓库。

　　大同是明蒙贸易商品集散地。隆庆五年（1571年）“俺答封贡”后，明蒙开展全面贸易，先后在大同、宣府、山西、宁夏、甘肃等处开设马市，马市的开设为汉蒙双方交换物资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实际上是边境贸易。大同所需的大量战马和蒙古各部落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如棉布、铁锅等物品可通过互市活动交换，以此来达到各自的目的。这种定期的互市活动在当时十分活跃，如隆庆五年“大同得胜堡自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十四日官市顺义王俺答部马千三百七十匹，价万五百四十五两，私布马骡驴牛羊六千，抚赏费九百八十一两。新平堡七月初三至十四日官市黄台吉摆腰兀慎部马七百二十六匹，价四千二百五十三两；私市马縣牛羊三千，抚赏费五百六十一两。”从材料中看出，当时的互市分为官市和民市两种，这成为刺激商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也从侧面反映出汉蒙民族贸易盛况的出现。

　　大同是清代官方军需和随军贸易商品集散地。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六年（1690—1697年），康熙平定噶尔丹叛乱时，为解决庞大的军队给养，曾颁布军令：“至于随军贸易之人，固不可少，……准其贸易。”在随军贸易的过程中，商人也在与沿途的蒙古人进行交易，用日常生活用品来换取牲畜及畜产品。乾隆二十年（1755年），乾隆帝允许为军营运粮的商人携带货物“由归化城运米往军营，毋庸禁止私带茶布，酌量驮载带往”。商贩们发现蒙古地区易物贸易利润巨大，就暗地与蒙古人民进行民间贸易。这些商贩“借名运粮”，实则货多粮少，从其他渠道携带砖茶和布匹与当地蒙古人进行交易。

　　明代大同商业繁华，曾经富甲天下。大同城内“藩府有常禄之供，将士有常禄之养，商旅幅辏，货物涌贵，虽曰边地绝缴，殆与内郡富庶无异，而奢靡过之”。就连小小的杀胡堡也“汉夷贸迁，蚁聚城市，日不下六百骑”。大同城镇繁荣的互市背后是人口的大量增长，为随之而来的商业、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发展条件。“乾隆三十四年（年）大同城有布行、杂货行、干菜行、帽铺、皮行、缸行、当行和钱行”。“钱行”和“当行”出现说明了商贸的发达，而道光年间所修《大同县志》中出现“帽铺術衙”街名说明诸如此类的商业店铺有一定规模的发展。道光年间，“外间竞传大同出铜器，如火碗之类，然率皆朴素浑坚，求如西洋之精奇，则相逊远甚，攻金之工不过如此而已”。当时有“五台山买佛，大同城买铜”之称。有学者称今院巷街曾有铜铺约30余家，这还是比较可信的。笔者曾经根据清末大同府的杂捐征收情况，对清代的大同府商铺数额作了粗略的估算。清初大同府工商课税仿明制无改，有商税、当税、牙税、田房契税等。从咸丰年间开始，特别是中英鸦片战争以后，统治者出于战争赔款和军费开支需要加重敛征，杂捐增多。清末为筹办新政，大同府各州县除正税之外又新增斗捐、戏捐、铺捐、车捐、煤厘捐、骡户帮捐等。新增地方杂捐收入大多用于警察和保安费。以杂捐为据考察各州县商铺数目，较为可信。故据宣统三年《山西全省财政说明书》之《山西省各府厅州县地方经理各款说明书》记录，笔者根据当时征收额度每铺年捐二两作为标准，估算大同城和各村堡大致共有商铺1126个。据《道光大同县志》记载府城及各堡各色斗牙共377名，牙人做为商贸中介，其数目可以作为当地商业繁荣程度的标志之一。从侧面也可以应证商铺数目。从道光到光绪又经数年发展，估算数字也应该与实际相差不远。民国时期，边民“出外营业商贾，近在归化，远则库伦。”这是清代、民国时期大同商业仍较繁盛的明证，同时证明了大同是茶马互市重要节点城市。
 

　　大同地方，富商大贾的多来自于山西中南部，本地人为商者也有不少。“邑之懋迁者太原、忻州之人固多。而邑民之为商者亦不少。”除了在本地经商的，也有远去绥远、归化城、包头、宁夏一带谋生的。“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以其沿边居处，素习土著故也”张师孔，“有祖遗生业在绥远城，年久废坠，其伯叔委之师孔，不数年生业增盛，仍平分亲属不少私”。还有远在乌里雅苏台经商者，在重修关帝庙时，“突有持二百余金从外募来者，询之，则贩运百货，岁与乌里雅素台交易之人王镒也。郡人义之，以为帝君屡显灵异，普天俱感。虽在殊域，尚有念故乡之神威，而谋所以报之者，我辈实赧焉。”
 

　　大同古城在建筑上的特殊性在于：大同古城在北、东、南门外各加一个小城。景泰间，“于城北筑小城，周六里，高三丈八尺，东南北门凡三”。天顺间，“续筑东小城，门凡三。南小城，门凡四”。

　　分析其修建的年代，是明蒙关系变化时期，考察明朝在大同所开设的贸易市场，多分布在一些重要的关口或军事营堡附近，具有较强的军事防御色彩，如得胜堡、新平堡。因为设置马市既要顾及到蒙古各部族的利益，又要考虑自身的利益，互市时要保证自身安全，不脱离防御体系。如大同新平堡市场：“本堡该路将驻扎之地，设在山后，出山口若莺嘴然。东为宣镇西阳河藩篱，南为瓦窑，天城屏翰。……若虏从此入犯，投南则大同镇兵马并力拒诸，投东则宣镇兵马可以拒堵。”从中看出明所设的马市是相对封闭的场所，且按照明朝制度只要互市就修筑城墙规划市场，形状类似瓮城，里边设有高楼用来供驻扎市场的官军瞭望，每到互市的时候：“虏人擐甲市口之外，官兵擐甲市口之内，两相戒防”。由此证明三小城的设置是为了互市的需要。
 

　　康熙初年，曹溶在云冈石窟宴请宾客，赋诗描写当时的场景：“鼎沸亲煎茗，盘空映削瓜”。大同知县黎中辅农历十一月初一招集好友宴饮，寓居大同的王志湉赋诗描写酒后饮茶的情形：“鸟声乍似三春暖，茶味能清一岁忙”。在另一首诗中也有诗句云：“参差楼阁野云环，啜茗凭栏半日闲”。

　　茶已经融入寻常百姓的生活中。在婚礼中，“迎娶有日，行纳币礼，名曰下茶。”正月初一，“天大昕，外戚女朋亦交贺，待以茶酒”，二月初二日，“早刻，户家按是年治水龙数投钱于茶壶，汲水井中，随走随倾”。

　　在大同民歌中，描写情人们之间想念之深，常常用“茶不思，饭不想”。民歌《问裙钗》：“老娘我问裙钗，老娘我问裙钗，这两天你青丝乱为着何来，这两天你茶饭不思为着何来。儿的糊涂娘，这两天青丝乱我懒上梳妆台，这两天茶饭不思是我害病来。”向情人敬茶往往是情爱的暗示。民歌《梳妆台》：“情郎哥哥你坐下，双手给你捧蛊茶，小妹妹敬你茶一蛊，有两句知心话儿，你要记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