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大同在万里茶路上的定位

        浅谈大同在万里茶路上的定位
高平
 

        清代，万里茶路形成，南起福建五夷山，北至库伦（蒙古乌兰巴托）恰克图，西至欧州，那么大同在这条万里茶路上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定格在什么座标上，本文拟就此谈一下个人的肤浅看法。

 

　　乾隆二十一年（1756）十二月二十四日，乾隆帝谕曰：“前黄廷桂奏请于晋省购买驼二三千只。已有旨令于直隶、山西两省如数购办解往。今据黄廷桂奏称，驼只一项，宜多为筹备，务须购足二三千只，迅速解往等语。昨裘曰修称，大同一带，见商驼甚多，若及时购买，尚属易得。著谕明德（山西巡抚）即速委员，多方购办二三千只，解甘应用。”

　　乾隆二十九年（1764）三月初十日，山西巡抚和其衷奏：“请开宁鲁口以通商旅，以便民生。晋省北部向来有边墙一道，蜿蜒九百余里，历年久远，半多残缺。长城以内大同、朔平、宁武等府，长城以外归化、丰镇、宁远等厅，数十年来，内地人民到边外各厅垦种贸易，加之征粮纳赋，常见穿墙来往，络绎不绝于道者。查边墙一带，旧设堡门四十三处，其杀虎口等三十五处口俱已开通，允民穿行。每口建立木栅，驻扎官兵，负责启门稽查，以便商民出入，历久相安无弊。唯有宁远厅之碌轴等三十多个村庄不能取便。以致碌轴等村民贩运粮物必绕道而行杀虎口、保安等长城口，逾越崇山峻岭，肩挑驼载，往返三至四天才能到达内地。且左云等县地瘠民贫，全靠碌轴等村之米粮接济，如此交通不便，实于民生大大不利。为了黎民百姓，本官朔平知府皆到边墙处实地查堪过，一旦启开宁鲁口，亦不会妨碍国家边墙军务，恳请开恩俯准。得旨：‘可开宁鲁口’”。

　　乾隆四十八年（1783）七月初三日，乾隆帝谕曰：“贼犯马之玉等在蒙古地方伙众肆窃马匹数十匹之多，情节甚为可恶，不可不究拿伙党严行惩治。至守口弁兵，稽查匪类系其专责，乃把总张孝（隶大同镇）等串通兵丁受贿纵放，尤属大干法纪，无论得赃之多寡，自应一律从重治罪。著传谕农起（山西巡抚）遵照审办。”

　　乾隆五十四年（1789）正月二十二日，由于自恰克图停止贸易以后，因大黄为俄罗斯所需之物，价格倍增，致使走私贸易猖獗，屡经严禁，但商人等冀图厚利，将大黄带往新疆，转售与俄罗斯，乾隆帝传谕山西巡抚等，实力严饬张家口等处，不得将大黄出口。山西巡抚海宁上奏朝廷曰：“大同府沿边一带界连蒙古与俄罗斯较近之地，所需大黄各赴内地购买，令其呈照地方官，发给印票，注明觔数，行知经由关口验票放行。如私行夹带及无票之商，即行拿究。”

　　乾隆五十八年（1793）五月，山西巡抚蒋兆奎奏：“山西省北边墙一道中，有杀虎、宁鲁、得胜等三十六处，向于杀虎口设立监督，凡货物往来必由该口投税放行。乾隆三十九年经前抚和其衷奏请，于左云县属宁鲁口添设税口，税务仍归杀虎口监督派人征收，奉旨允行在案。兹查，近来各货多在大同府城聚集，由府城出宁鲁口至丰镇发卖，计程三百六十里，出杀虎口远至五百二十里。道里既远，则脚价增添，货物因而昂贵，若由大同府出得胜口添设税口，镇厅经止百里，道里甚平坦，车辆可通。请于得胜口添设税口，俾货物就近投税，赴丰镇实属商民两便。”朝廷“从之”。

　　道光六年（1826）十月十九日，因征调各路官兵并粮饷军火器械，由甘肃赴回疆镇压反清起义军，急需备用大量驼只远送，道光帝于是日谕内阁：“福绵（山西巡抚）奏，分路购办驼只，拟由内地行走。前因军营需用驼只，令福绵于杀虎口、归化城等处如数（六千只）购备，……现当军需孔亟，此项驼只，著即分投购备，由陕境解送前往。”

　　同治二年十二月十三日（1864.1.21），据杀虎口监督俊达上奏朝廷关于“请严禁奸商绕越，由地方官协查，并禁东西边口私行出入货物”各一折，同治帝谕曰：“……自杀虎口起，东边一带至新平口内，除得胜口照例征税，宁鲁口严稽过货外，其西边一带至陕西神木口止，所有私行出入货物牲畜均属严行禁止。并饬守口弁兵，常时驻守，实力盘查，毋得仍向玩忽。”

　　茶帮“渡过黄河后，从沁阳县取道太行山峡谷，北上泽州、长治，走出上党山区，经子洪口进入晋中谷地晋商的家乡。在祁、太老号稍事休整后的晋商，全部改换畜力大车，经徐沟、太原、阳曲、忻州、原平，直抵代县黄花梁。此时，一部分沿“走西口”的通路，经岱岳（山阴县）、右玉，穿过古长城的杀虎口去了归化（呼和浩特）包头，大部分经应县、大同到达塞上重镇张家口。”

　　“清代大同成为连接欧洲的商品集散地，马帮、驼帮终年不绝，更是‘茶马之路’上的重要商埠。大同市西北长城上的新荣马市，明代就已开放，曾相当繁盛，清代转向正北与内蒙交界处的得胜堡，店铺林立，旌幡飘摇，商市相当繁华。”

　　“张正明《清代的茶叶商路》就记录了福建茶叶运至汉口后去往张家口的路线，‘转汉口至樊城起岸，贯河南入泽州，经潞安抵平遥、祁县、太谷、忻县、大同、天镇到张家口。……无论是销往西路或北路的茶叶，必经张家口集中转运，这似乎已成一种行业习惯’。”

　　“逐渐形成的张家口为枢纽的几条旅蒙商路：……4、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大同——张家口——北京；5、大同——张家口——多伦诺尔（今内蒙锡盟多伦县，“山西会馆”尚存）”。

　　清王朝统一内蒙古地区后，设杀虎口监督署，署下设大关总局，管辖宁鲁口、归化、高庙、得胜口、新平口、朔平、西镇川、小村、西包头、河保营各分局和东镇川、托克托、皇甫川等税卡。

　　该志为日本同文会编，调查工作着手于1908年，1917年三月成书，故书中记载的应是清末民国初的情况。

　　“此地自古以来便是山西北部的重镇和附近物产的集散地，因而大街各种商店鳞次栉比，尤以钱铺最多，竟达三百四十余家。商业原来颇为发达，……北门外有很多货栈和旅店……”

　　“城区略呈椭圆形，以四牌楼为中心，街道向四面延伸。以东、西、南、北四大街及北大街中段向西拐的大府巷等处为繁华地区。街道比较宽阔，大致有八九米，而且分为人行道和车行道。……但中间的车行道是土路，天气晴朗时，黄尘滚滚，遮天蔽日”。

　　“南关（南门外）住户、商店栉比鳞次，有很多制茶作坊。北关（北门外）地当通往火车站及其他地方的要道，马路宽阔，有不少地方可令人忆起昔日繁华景象。”

　　“交通四通八达。……远自北京、张家口，北至丰镇，均极便当。”

　　“此地（大同县）有如下几处会馆：广东会馆、八旗会馆、榆次会馆、湖南会馆。……大同是大同、阳高、朔平、平鲁等地的商品交易中心市场，人口两万，商业繁荣，……此地的牙行均自营批发业务，并拥有仓库设备，故一般称为货栈。有的牙行还备有客房，成立了行栈组织，为客户的交易提供方便。经营的商品有的由北京、天津、张家口运来，再转往各地，有的经此地运往省外。

　　积成公司（粮食、木炭）、合顺公司（粮食、木炭）、永源行栈（杂粮）、清昌公栈（粮食）、平和行栈（粮食）、东成栈（粮食）、明清栈（皮毛）、鲁麟栈（皮毛）

　　福成店、天德店、道德店、琵琶店、南永顺店、大德店、恒隆店、天吉店、合盛店。

　　天镇“经营批发业务的牙行有以下三家：庆合局、庆合公、义合局。”

　　“钱铺的业务比较繁忙，钱铺除主要办理货币兑换外，据说很多还无限制地发行钱票，以维持资金周转。……”

　　现将其中主要几家的字号列下：

　　“阳高钱铺有以下三家：德庆永（西街）、万泰和（南街）、德顺永（南街）”

　　“大同是仅次于省城太原府的城市，地当山西省通往京津地方及蒙古方面的交通要冲，……雁门以北的商业中心。……现将大同至各地的交通道路列下：一、自大同至张家口及京津地方。……二、北经丰镇至归绥县城线。三、南过雁门关至太原线。四、西南经怀仁、朔、河曲至陕甘地方线。五、西北经杀虎口、宁远至归化城线。”

 

　　“论从史出”，一切历史结论，必须由史实说话，以史实为基础，以史实为依据。从以上“三书”的史实看，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大同是连接欧洲的商品集散地，更是“茶马之路”上的重要商埠。是山西北部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是山西仅次于太原府的城市，往来“各货多在大同府城聚集”，成为山西北部最主要的货物集散地。

　　2、交通四通八达，是山西省通往京津地方及蒙古、欧洲方面的交通要冲。

　　3、控驭着山西北部长城沿线的三十六处交通关卡，其中有三处主要税卡，即杀虎口、得胜口、宁鲁口，及杀虎口监督署下设的局、卡的大部，即如高庙、新平口、河保营等，这些税口都由大同绿营兵驻守。

　　4、具有强大的驼只远途运输能力。《清实录》载：大同一带，商驼甚多。仅一次就要在杀虎口和归化地方征购六千余驼只。骆驼号称沙漠之舟，这就佐证了大同地区集聚了万里茶路上长途奔涉的强大运力。从而出现《晋商茶路》一书中所描绘的“马帮、驼帮终年不绝”的景象。

　　5、大同的商业十分发达，大同城的大街上，“各种商店鳞次栉比”，“商业原来颇为发达”，“雁门以北的商业中心”。清代的得胜堡，店铺林立，旌幡飘摇，商市相当繁华。

　　6、大同的外向型经济相当兴盛，仅大同城内的钱铺“竟达三百四十余家”，主要钱铺字号即有“中永兴”等12家。外地驻同会馆即有广东会馆、八旗会馆、榆次会馆、湖南会馆四处之多。大同县城的各色牙就有三百一十名（《大同县志》）。“牙”即为商业经纪人，“牙行”即经营批发业务的商行，大同城的主要牙行（货栈）就有积成公司等8家。

　　由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同是晋商茶路上的一个主要节点，也是万里茶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应该说是名至实归，众望所向的事情。山西北部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与其相抗衡。

 

　　追根溯源，大同之所以能够成为万里茶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有其种种原因，我以为最少有这样三点值得一说。

　　一是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正如《山西省志》所言：“大同是位于山西北部平原中的大城市。以往所以成为山西北部商业和政治上的中心，并在军事上占据重要地位，是由其地理位置决定的。如今此地的商业亦不见有严重的凋敝景象，凡进入山西北部地区的商品，仍均由该地中转。”

　　二是深厚的历史积淀。大同在北魏时，作为京师的平城，是中国北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和国际大都会。及至“辽代（907—1125），西京大同设市，为货物贸迁之所。除设榷场与北宋通商外，还与女真、丁厥、焉舍、波斯鲁、高丽等国通商往来，多为茶马互市。元统一全国后，大同通往蒙古、俄国的商路得到拓展，西方各国使节、商人、旅行家、传教士接踵而来，大同成为北方重要商都。明代大同不仅是九边重镇，同时是蒙古‘入贡’的必经之道和蒙汉人民贸易的重要场所。”隆庆五年（1571）秋，与蒙古贸易的马市

　　“贡道确定后，这里经常是‘贡使络绎，商队接踵’。蒙民以马牛羊骡驴及皮货换取中原的绸缎布绢棉”帛等（《晋商茶路》）。上千年历史积淀，为大同成为清代万里茶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三是现实的原因。清代，大同仍不失为山西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仍不失为清政府的一个军事重镇。其时，作为行政区划的山西大同府辖州二（应州、浑源州）、县七（怀仁县、山阴县、阳高县、天镇县、广灵县、大同县）。那时的蔚州、广昌亦为山西大同府属。而作为军事区划的大同镇辖本标中、左、右营及分驻之一协（杀虎协：协标左营、协标右营），二十四营（河保营、保德营、宁武营、偏关营、镇西营、平鲁营、靖远营、归化营、水泉营、新平路、浑源营、天成营、阳和营、得胜路、丰川营、助马路、怀仁路、东路营、忻州营、北楼营、灵丘营、山阴营）。各协营共分防汛地126处。营汛又共分管墩塘575处。而且雍正三年前，朔平府之朔州、右玉县、左云县、平鲁县以及乾隆十五年（1750）始，迄于光绪十年（1884）之丰镇厅亦归属大同府管辖。

　　这些原因造就了大同、成就了大同，大同历史地、理所当然地担负起了清代万里茶路上一个重要节点的重任。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客观现实的必然，地理位置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定位，客观的定位，自然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