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大同镇分路防守体系的形成与演变

　    摘  要：明初，明廷为了加强对大同镇内部各卫所的有效管辖，于此地设置东、中、西三路。至嘉靖年间，大同成为明蒙交战的核心地区，明政府为了加强防御，增强军镇内部的策应救援能力，打破长期以来的东、中、西三路分区防守体系，在此基础上重新划分各路，最多时达十路。大同镇各路的分化演变，反映了在明蒙对峙关键时刻，明朝通过对整体防守区域实行细化分割政策，来增强区域防守应援能力，进而提升整体防御力量，达到抵御蒙古部族的战略目的。

　　

 

　　在明朝九边体制下，“路”是仅次于“镇”的军事辖区。路是为了增强防御力量，协调一镇内部军事救援与策应能力而设。各路之兴设废除都是根据当时的客观条件或是所处战略地位而定。在整个军事体系中，路既受制于上一级镇的管辖，又管理下一级卫、所、军堡。路由分守参将管辖，其职责为：“用心操练军伍，无事则修理墩台，抚恤士卒，遇警则领兵截杀，防御贼寇。”①路在整个军镇体系中作用是非常关键的，但今人对此研究甚少。（万历）《明会典》对各路设置情况记载简单，含混不清。一些方志对各路设置时间、过程的记载亦存在错误。因此，很有必要对“路”予以研究。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大同镇分路防守体系的形成与演变做一探讨，以使我们对明代大同镇整体防御体系的建构有更细致深入的认识。

　　对于大同镇东、中、西三路的设置时间，史籍记载不清。（万历）《明会典》提到“国初，镇城外分东、中、西三路”。《皇明九边考》亦言“初，设大同府分封代王，外分东、中、西三路。”②国初究竟指什么时期呢？这一问题值得探讨。

　　在山西行都司设立之初，大同镇所辖卫所仅左卫、右卫、东胜卫、朔州卫、宣德卫、蔚州卫和广昌守御千户所，这些卫所稀疏地分布于山西行都司之西北、西南、东南，这样的卫所布局是不平衡的。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明政府“置大同后卫及东胜左右、阳和、天城、怀安、万全左右、宣府左右十卫于大同之东，高山、定朔、定边、玉林、云川、镇虏、宣德七卫于大同之西，皆筑城置兵屯守。”③这一时期，卫所分布密集，布局平衡，并设有屯兵戍守。在此情况下，明廷极有可能对众多卫所及屯兵进行分路管理。兼之，洪武二十五年，“诏代王桂之国大同”④。同年，山西行都司治所也由“府城西一百四十里”⑤徙治大同府。以都司治所徙治大同、代王之国大同为契机，明朝对山西行都司进行分路管理是有极大可能的。《全边略记》中亦提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置大同中、左、右、前、后五屯卫，分东、西二路，立二边焉。时封代王桂于大同府，上以饷远馈艰，加意屯种，以纾转运。”⑥据此推测，大同东、中、西三路设置时间上限应不早于洪武二十八年。而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十一年（1413）十月，“山西缘边烟墩成。先是，从江阴侯吴高请，于缘边修筑烟墩。至是，东路自天城卫北榆林口，直抵西朔州卫暖会口；西路自牤牛岭直抵东胜路，至黄河西对岸灰沟村，烟墩皆成。”⑦这是《明实录》中有关大同镇东路、西路的最早记载。尽管史料对东路、西路的具体范围没有明确说明，但据此可以确定：至迟永乐十一年，东路、西路就已存在。

　　明初，东、中、西三路在实际意义上还不能等同于后来的“路”。此时，“路”的设置只是为了便于管理，按地理方位对众多卫所进行分区，且没有固定的专人负责。之后尽管镇城也设参将，但参将的具体职责并不是单独镇守一路，而是协助总兵管理全镇军务。如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一月，成祖“命都督佥事沈清为参将，副武安侯郑亨镇守大同”⑧。真正由参将专责一路始于正统元年（1436年）。正统元年九月，巡抚大同、宣府右佥都御史李仪奏：“大同东、西二路不可无人巡哨，乞遣副总兵罗文巡哨东路，阳和、高山、天城、镇虏四卫听其调度；参将陈斌巡哨西路，大同左、右、云川、玉林、朔五卫听其调度，其大同迤北关头、猫儿庄等处责之总兵官方政提督，都指挥孙智专一巡哨，如此，则兵将相得，地方有守。”⑨东路由副总兵罗文巡哨，西路由参将陈斌巡哨，副总兵、参将俱由都指挥使胜任，副总兵、参将负责巡哨东西两路，各司其责，各领一路。同时这则史料还明确了大同东、西路的具体范围：东路包括阳和、高山、天城、镇虏四卫；西路包括左、右、云川、玉林、朔州五卫；中路的范围则应是大同迤北关头、猫儿庄以及前卫、后卫，由总兵官提督，都指挥孙智巡哨。正统元年大同东路、西路和中路范围明确，俱设专人巡哨戍守，参将地位下降，成为路一级官员。发生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正统元年西北边镇频受蒙古侵略，大同镇形势亦非常紧张，明廷为了加强边防，提升了路的地位，加强了对各路的管理。大同镇东、中、西三路分区防守应援格局存在时间较长，直到嘉靖十八年，北路设置后始被打破。

　　嘉靖年间，大同镇北部边墙毁圯，烽堠尽失，蒙古骑兵连岁而下，北部屏障的重新建立迫在眉睫。嘉靖十八年，毛伯温修建宏赐、镇虏、镇河、镇边、镇川内五堡。其“为云中腹背之地，北通沙漠，南翼镇城，东亘阳和，西连左卫，三面开耕，一面控御”⑩，战略地位相当重要，故明廷于当年设分守参将于宏赐堡，是为北路。北路的设置，打破了长期以来东、中、西三路分区防守体系。之后，为了加强北路的防御力量，继内五堡修毕，总兵周尚文“复增筑靖虏五堡，以翼宏赐，筑灭胡九堡，布列于西，以障威平。” 11。随着军堡的不断增多，北路所辖军士的数量也逐渐增多，相应所辖分段防守的边墙也有所延长，所辖的火路墩、边墩数量也不断增多。对于北路本身而言，这无疑增加了管理的难度。与此同时，边远与镇城的接应也出现很大的不便。为了适应战略形势的变化，方便指挥调度，合理资源分配，重新划分北路势在必行，由此北东、北西二路应势而设。对于北东、北西二路设置时间，各种史籍记载不一致。

　　（万历）《大明会典》提到：“北东路参将旧系北路，嘉靖二十八年改设，驻扎得胜堡。”12《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作者却认为：“本路参将添设于嘉靖十八年，初驻宏赐堡，二十三年改移驻扎得胜。”13。《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得胜堡，府北五十里，嘉靖二十年置，万历二年增修，周三里有奇。《边防考》：嘉靖十八年，设备兵使者驻弘赐堡。辖堡八，分边起东路之靖虏堡，讫北路拒门堡，长九十六里零。二十三年，移驻于此，是为大同北东路。”14北东路的设置时间究竟是嘉靖二十八年，还是嘉靖二十三年？抑或是其他的时间？很有必要厘清。首先，北东路的设置是和得胜堡的建置有关。北东路设置的前提是宏赐堡参将移驻得胜堡，因此北东路的设置时间无疑是在得胜堡建置之后。关于得胜堡的修建时间，《读史方舆纪要》提到是嘉靖二十年。《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虽没有确指得胜堡的建置时间，但其亦载“二十三年改移驻扎得胜”，也即得胜堡的建置时间应不迟于嘉靖二十三年。《三云筹俎考》作者认为得胜堡设于嘉靖二十七年。《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也明确提到：“得胜堡，嘉靖二十七年筑，万历二年砖包。”15《明实录》嘉靖二十八年二月甲子条载 ：“总督宣大翁万达，以缮治大同镇羌等六堡西北外垣，请给银四万一千八百两。更移北路弘赐堡参将于得胜堡，为分守北东路，分辖镇羌、拒墙、弘赐等八堡。”16综合《明实录》及其他史料可知：得胜堡筑于嘉靖二十七年，北东路设于嘉靖二十八年。故《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读史方舆纪要》对北东路设置时间的记载是错误的。

　　嘉靖二十八年二月总督宣大翁万达上奏 ：“请移南路应州城参将于助马堡，为分守北西路，分辖保安、拒门等七堡诸堡。”17据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二月，翁万达已提议设立北西路。又嘉靖二十八年十月，巡抚大同都御史李仁言：“大同南路应州、浑源、灵丘、广昌、山阴、马邑、怀仁七城马旧属总兵，自二十三年，增置参将于应州，乃分隶之，近移参将于北西路，辖助马等七堡，请仍以七堡属总兵便。”18且《明会典》也提到：“北西路参将，旧系南路，嘉靖二十八年改设，驻札助马堡。”19　由以上几条史料可知：北西路设于嘉靖二十八年。据此《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中所载：“北西路参将故驻扎应州，嘉靖二十六年因虏警改移助马”20是错误的。

　　成书于嘉靖二十年的《皇明九边考》，只记载东路、西路、中路和北路四路，而没有南路。查阅《明实录》，最早关于南路的记载为嘉靖二十二年十二月，总督侍郎翟鹏奏设“分守应州南路参将一员，以各城原选奇、游、援兵三千隶之。”嘉靖帝批准了总督侍郎翟鹏的建议。21由于已届年底，参将到位也需要一定时间，因而正式设立的时间应该不是此时。嘉靖二十八年十月，巡抚大同都御史李仁上奏：“大同南路应州、浑源、灵丘、广昌、山阴、马邑、怀仁七城马，旧属总兵，自二十三年增置参将于应州，乃分隶之”22。依此，南路参将设立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应州、浑源、灵丘等地，位于镇城南面，主要以行政民事为主，嘉靖以前战乱不多，兵力配置较少。而位于大同镇城东南的广昌与位于大同镇城西南的山阴、马邑三地，明政府亦只设立千户所，军事力量相比其它地方较弱。嘉靖时期，明廷虽然在大同镇城北部建置北路守护镇城，但蒙古骑兵往往突破重重屏障南下，深入应州、浑源等地，纵横抢掠，放任杀戮。在这种情势下，设立专门的将领分守大同镇南部地区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嘉靖二十三年南路建置不久，大同镇客观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内五堡建立后，大同镇又建立了外五堡及其它几堡，这些堡子俱处极边，与蒙古部族直面相对，战略位置非常重要。而大同镇南路相较北路压力稍轻，因此，在兵力较少的情况下，明廷不得不优先考虑地处极边的大同镇北部地区。嘉靖二十八年二月，总督宣大翁万达奏请：“更移北路弘赐堡参将于得胜堡，为分守北东路，分辖镇羌、拒墙、弘赐等八堡。移南路应州城参将于助马堡，为分守北西路，分辖保安、拒门等七堡诸堡。”23有关南路撤移的具体时间，嘉靖二十八年十月，巡抚大同都御史李仁言：“大同南路应州、浑源、灵丘、广昌、山阴、怀仁七城士马，旧属总兵，自二十三年增置参将于应州，乃分隶之。近移参将于北西路，辖助马等七堡，请仍以七城属总兵便。”24嘉靖二十八年十月之前应州参将已经移往了北西路。翁万达上奏请移之时间为嘉靖二十八年二月，因此可以推断南路参将移北西路是在嘉靖二十八年。

　　南路撤除之后，应州各城军队的隶属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嘉靖四十年（1561年）九月，山西守臣上奏：“大同高山、怀仁、应州三城分置西、中二路，地远不便应援，请改属镇城总兵官管理，而马邑、山阴二城仍属西路参将。”25显然，嘉靖四十年前，怀仁、应州由于地处镇城正南方，靠近中路，归中路辖管。马邑、山阴位于镇城西南，靠近西路所辖区，隶属西路所管。又据嘉靖三十七年，总督尚书杨博讲：“浑源以南，如磁窑诸口，驿马、银钗诸岭，乃天设险阻，为紫荆、倒马外藩，宜重其守。将宣府广昌参将移之灵丘，改隶大同，而加设守备于广昌与浑源，守备俱听其节制。”26广昌在嘉靖三十七年前属宣府镇管辖。而灵丘、浑源由于资料的阙如，归属之地不清。但在嘉靖三十七年后，为了加强紫荆、倒马的防御，明廷移广昌参将于灵丘。灵丘城设置参将，管辖浑源、广昌二守备，这可视为南路之复设27。隆庆五年（1571年），灵丘参将又“改驻朔州城。万历三年移驻井坪城”28，所属朔州城、乃河堡、马邑城、应州城、怀仁城 。

　　南路参将设废多次反复。嘉靖二十三年南路始设，参将驻扎应州。嘉靖二十八年由于形势变化，移南路参将于助马堡，嘉靖三十七年复设，直到万历三年移驻井坪，此为井坪路设置之始。万历三年二月，总督宣大右都御史方逢时疏称：“朔州离边一百五十里，井坪为朔州门户，离边不足百里，宜将朔州参将改驻井坪，以便援守”29。井坪旧属西路管辖，由于井坪靠近朔州，且离边比朔州要近五十里，战略形势相对朔州来说险要，因此，移南路朔州参将于井坪以便援守。

　　（万历）《大明会典》记载：“大同镇旧有威远城参将一员，万历八年革。”30对于威远路的建置时间，《大明会典》并未提及。《读史方舆纪要》引《边防考》云：“嘉靖三十九年，以云西多故，分设威远路，辖城堡五，分边三十九里有奇，东抵右卫，西直平虏，虽称辅车，然道途隔越，冈阜崎岖，拒守不易。”31这里提到威远路设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明世宗实录》载，嘉靖三十八年九月，总督张松等议称：“威远卫孤悬要害，更将增兵，诚不可已。第游击，本行阵征战之官，无地方责任，易致推托，宜如右卫设参将。仍于邻近村堡，募军千余，同见在本城者，共足三千之数，与右卫、平虏互相应援。”32这是《明实录》里关于威远城设参将的最早记录。然这只是一个奏疏，要真正实行起来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所以《读史方舆纪要》中《边防考》记载的时间是正确的。威远路设置主要是因为云西多故，尤其是嘉靖三十七年，右卫被围，几近覆灭。而威远卫紧在右卫之后，相距五十里，亦被困日久。基于威远卫所处的险要军事地理位置，以及增加兵力方便应援的需要，嘉靖三十九年，明政府于威远卫添设参将，设立威远路。万历八年（1580年）六月，明政府“裁革宣大威远参将及广灵大山口守备。”33同时查阅《明会典》和《明实录》，仅万历八年，九边除了辽东镇，全部都有裁革参将、守备之举。明廷之所以大量裁革参将、守备，主要是因为明蒙封贡互市以来，战争几无发生，为了缩减庞大的军事开支，而着手整顿军政，裁革冗员。大同镇之威远路在各路中分边较短，西邻平虏，东接右卫，南靠井坪34。威远路参将如若裁革，其所处的地位在相对和平之年是不会影响大局的。三年之后，万历十一年十一月 “复设大同威远参将”35。这一年，九边中几乎所有裁汰的将领又复设。虽然万历时期相对和平，但是蒙古统治者依然无时不觊觎明朝，所以必须时刻加以警惕，以防为守，尤其威远路，其边外还设了一处小市场，更需要加强防守。

　　（万历）《大明会典》记载：“新平堡参将，嘉靖四十五年添设。所属新平堡、保平堡、平远堡，三守备。”36光绪《天镇县志》却载：“新平路辖新平、平远、保平、桦门四堡。案：明初只设卫所，以治军屯，隶行都司。嘉靖二十五年始设新平路，分守参将驻新平堡”。37《三云筹俎考》作者言：“本路原非旧设，乃嘉靖二十五年新展自境外者。”38但根据赵炳然上疏：“臣自十月中，前到怀来城，接管秋防事宜，备询边方急务，已闻大同镇东路天城城参将所属新平、保平、平远三堡，每被零贼，时出攻围，不胜迫挟。”39赵炳然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十月总督宣大、山西军务。由此可知，嘉靖四十四年，新平、保平、平远三堡是属于东路参将管辖。故《天镇县志》、《三云筹俎考》所载新平路设于嘉靖二十五年是错误的。嘉靖四十五年二月“添设大同新平堡参将一员，分守新平、保平、平远三堡，兼辖原属天城参将，山北十四堡隶之。”40这三堡地形险要，自大同镇大边、二边失守，三堡孤悬虏巢，遇蒙古骑兵攻打，毫无抵抗能力。因此嘉靖四十五年，宣大总督赵炳然恐怕三堡不守，建议朝廷仿大同北东、北西例，设新平参将一员，募军千名，给马五百匹，与天城参将分地而守。

　　综上所述，大同镇的各路防区，设废分合不定。起初分为东、中、西三路，后不断增加，终明之世共设有东路、中路、西路、南路、北路、北东路、北西路、威远路、井坪路、新平路等。这十路是在明蒙关系变化的背景下，明廷为加强策应与应援能力而设，路的数量及辖区大小也是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大同镇各路的设置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为明前期，设置的是大同镇东、中、西三路。这三路虽然设置较早，但直到正统元年，由于大同镇战略形势紧张，明廷为了加强管理，才专设参将分守。一为嘉靖时期，此时，俺答崛起，频繁南下，处于重要战略地位的大同镇为了防御蒙古进行了积极的战略部署。大同镇有六路设于此时。北路设于嘉靖十八年，直到嘉靖二十八年，由于战略需要，分北路为北东路和北西路。南路设废反复多次。井坪路参将系南路参将改驻，设于万历三年。威远路设于嘉靖三十九年，万历八年革，万历十一年恢复。嘉靖四十五年，建置新平路。这几路主要设在蒙古部族频繁出入的西部和北部地区。明廷通过此举严密了大同镇城内部防守应援体系，从而增强了明军抵御蒙古部族的能力。

 

　　注：

　　12魏焕：《皇明九边考》卷5，《大同镇·保障考》，商务印书馆民国26年影印本，据明嘉靖间刻本影印。

　　34《明太祖实录》卷225、卷220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辛巳条、洪武二十五年八月癸丑。

　　⑤⑩吴辅宏：（乾隆）《大同府志》，清乾隆四十七年刻本，第3页。

　　⑥方孔炤：《全边略记》，续修四库全书史部73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

　　⑦《明太宗实录》卷144，永乐十一年冬十月己酉条。

　　⑧《明仁宗实录》卷7，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年壬申条。

　　⑨《明英宗实录》卷22，正统元年九月壬戌条。

　　11 李维桢：万历《山西通志》，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4册，第445页。

　　申时行：《大明会典》卷126，续修四库全书79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页、第281页、第281页、第280页、第281页。

　　1320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续修四库全书第73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页、第204页。

　　1431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021页。

　　15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续修四库全书第59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31页

　　《明世宗实录》卷345、卷345、卷353、卷281、卷353、卷345、卷353、卷501、卷459、卷476、卷555，嘉靖二十八年二月甲子条、嘉靖二十八年二月甲子条、嘉靖二十八年十月壬寅条、嘉靖二十二年十二月壬申条、嘉靖二十八年十月壬寅条、嘉靖二十八年二月甲子条、嘉靖二十八年十月壬寅条、嘉靖四十年九月己丑条、嘉靖三十七年五月丙辰条、嘉靖三十八年九月丙子条、嘉靖四十五年二月壬申条。

　　27较之嘉靖二十三年南路参将管辖范围缩小。

　　《明神宗实录》卷35、卷100、卷140，万历三年二月甲子条、万历八年六月己亥条、万历十一年十一月戊申条。

　　34平虏卫为西路参将所在地，右卫为中路参将所在地，井坪为井坪路参将所在地。

　　37洪汝霖等修：（光绪）《天镇县志》，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第193页。

　　38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卷3，续修四库全书73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39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65页。

 

　　来源：云冈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