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银柱增订校注《偏关志》（增订本）入藏大同市图书馆长城文献资料研究中心 　　大同

 

　　山西省偏关县文史研究员、长城研究者卢银柱先生据民国四年版增订校注的《偏关志》（增订本）因其颇多有关长城的内容， 于2018年9月入藏大同市图书馆长城文献资料研究中心。

 

　　偏关古为林胡、楼烦地，春秋归晋。战国时期，这里就是兵戎相争之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略中山，破林胡，取其地置儋林郡。”偏关秦、汉属雁门，曾称美稷县。北魏属代郡，隋属马邑，唐置唐隆镇。唐朝名将尉迟敬德往来偏关，戍边守土，在其地建有九龙寺。五代乾佑四年（951年），刘崇在晋阳称帝时于此立寨。天会元年（957年），北汉王刘钧继而建成偏头寨。北宋，杨继业、杨延昭与契丹征战于雁门、偏头一带。杨家将兵来将往，浴血疆场，威镇三关，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世代佳话。偏关元代升寨为关，明代为北国九边重镇之一，太原镇总兵率重兵驻防。清代建县。明山西巡抚何乔新《咏偏头关》的诗道出了其重要战略地位：“雄关鼎宁雁，山连紫寨长。地控黄河北，金城巩晋强。”偏关北依长城，西踞黄河，南通宁雁，东控平朔；地理位置险要，为历代屯兵驻防，兵家必争之地。在各朝代中原统治者与北方游牧民族无数次的战争冲突中，发挥看边防最前线的抵御作用，偏头关由此而久享盛名。（偏关县文史办）

 

　　偏关自古为天下雄关，北国要塞，但因地处边陲，战事频仍，文化滞后，修志之始实晚，自明晚期方有记述。首为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 ）偏关乡进士、兵部主事、通州知州卢承业撰修的《偏关志略》，又经清顺治、康熙、雍正、道光年间和民国四年（1915 ）七次增修，始得付梓。延续312年成就一部地方志书，实为国内方志修撰史上所罕见。上世纪九十年代，偏关卢承业直系后人卢银柱与同仁完成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偏关县志》后，又致力于旧志古籍整理，于2007 年10 月完成旧志民国四年版《偏关志》的校注整理工作，由原志的10 万字增加为30 万字，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但由于初次校注，经验不足，仍存在不少讹误。从2008 年开始，卢银柱对自己当年校注的《偏关志》反复回头看，重新开始新一轮的校注、增补、订正。又历七载寒暑，找到明《山西通志》及相关的附近府、州、县志，反复校勘，实地考察，修正错误，弥补不足，搜罗广博，精到采撷明清两代偏关资料，终又辑成50 万字的新版《偏关志增订本》。
 

　　《偏关志增订本》的特点：一是将竖排繁体改为图文并茂的新版简化字体例，将生僻字进行通假校注；二是准确地标点断句、划分段落，将艰涩难懂的文言古句理顺头序；三是详尽地注释历史典故与古文辞赋，普及增广了历史文化知识，增添了志书的趣味性与可读性。特别是将明清关志原撰的较为单薄的清代人文历史资料亦进行增补，达到与明代史料均衡的状况。不仅是明代军事关志，亦是清代各科之县志。最终经过增补名篇，充实资料，精注细校，打造成一部国内志书中的精品。（杨峻峰）

 

　　作者：阎晶明   来源：《光明日报》（ 2017年08月25日 13版） 

　　中华民族的方志传统源远流长，从周王朝采问风俗开始，历代乡贤耆旧，或口耳相传，或诉诸笔端，守护地方文化根脉，书写中华文明姿彩。即使在大数据时代的今天，方志传统也未曾中断，而这种绵延不绝，有相当部分得自于乡贤文人的作用。在乡贤们的固执与坚守中包含着的，是中华文化中非常了不起的精神传承，即以乡情浓得化不开作为精神动力的乡贤文化。

　　一

　　我一向认为，在中国，乡贤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举凡地域文化研究特别是整理、保存、传承，所仰赖者，既需有专业的学者教授，如拥有大局观的历史地理学家，更不能缺少所在地域乡贤们的努力。传统意义上，乡贤是某一地域才德突出的人，乡贤文化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宝贵的力量，撰修县志，考察文物，记录民俗，歌颂家乡，乡贤一向是一个地方最忠实的文化守护者。他们是固执的，或许正是由于外人的漠视，他们更增添了书写自己土地一草一木的热情；他们甚至是偏执的，举凡自己家乡有，就一定要申明是最正宗最独特的，即使外人完全不知情，他们却连“天下第二”也不愿意承认。他们是自己家乡的讴歌者，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感情不可能让别人同等对待；他们更像是地域文化的辩护者，所有自己家乡的文化被漠视、曲解的时处，他们都要高分贝地为之呐喊。

　　很多时候，由于区域划分、历史沿革、记载不详、传说不一等原因，或本身就有无法确认的因素，一处名胜、一位名人、一首歌曲、一种美食，时常会出现两个以上的地方在争抢，在争论，而且永无宁息之日。这种时候，乡贤的作用就特别重要，大家都会出来辩说，他们各自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结论的归属和民意的倾向。那种胶着、争夺的程度，甚至由此带来的不服、隐痛，非乡贤而很难体会到。也许你会觉得他们狭隘，但他们才不在乎你的态度，如若你进入人家的区域却又不懂人家的乡情，很可能就会被认为“没文化”，尤其来访者表现出轻慢态度，很可能就会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然而，这种固执与偏狭中包含着的，却是中华文化中非常了不起的精神传承，即以乡情浓得化不开作为精神动力的乡贤文化。今天我们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未曾中断而骄傲，而这种绵延不绝，有相当部分得自于乡贤文人的作用。

　　二

　　位于晋西北的忻州市偏关县，是我的家乡，在现当代社会中属于发展滞后的地方。如果按今天的指标分析看，工农业生产可圈可点者着实不多。即使要论证“人杰地灵”等大家都会使用的概念，可举的例证也很寥寥。但从小我就记住了一句话，偏关县位于黄河之畔、长城脚下，是黄河与长城“握手”的地方。我离开它已近四十年了，尤其近二十年几未回去，那里的人们究竟怎样生活着，不甚了了，各行各业的人所识者越来越少。

　　近日，我意外收到一包书，是偏关县政协文史研究员卢银柱寄赠。内中有两册非常厚重的书籍：《三关志》和《偏关志》。两书封面均标明：“卢银柱校注”。另有一部书稿的打印稿，书稿名曰《万世德传》，是卢银柱本人创作的未出版物。万世德是偏关本地历史上最有名的人物了，他是军事家或为官者，历史上应当还是相当有功业的，可惜似乎正史里记载不多。但我知道，历经数个世纪，本地人都在为拥有这样一个人物感到骄傲。正史未曾记载，那是修史者不公所致，卢银柱先生著《万世德传》，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明史》里忽略万世德而产生“逆动力”。

　　在书籍和书稿之外，卢银柱先生还有一封亲笔信写给我。信中的大意是，《万世德传》书稿几经撰修，终于完成，然而在出版上遇到不小困难，本来省里有一个专门编撰出版本省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的项目，但因万世德并非“文化名人”，在文星璀璨的山西历史上，很难被列入其中。卢先生并没有在来信中表达希望推荐的求情，但内里的无奈是可以感知到的。我粗粗翻阅了书稿，作为传记，可能此书还有不尽如人意处，“传”的色彩不浓，考证的成分更多。文学笔法还不够有力，传奇性不强。我查了下有关资料，觉得我这位乡友可能在写法上不够讨巧。比如明朝人万世德曾经到朝鲜任职，今日首尔的几座“关王庙”（即关帝庙）中，其中的一处“南关王庙”就与万世德有关，有学者指出，南关王庙落成当年，代替杨镐赴任明军统帅的万世德前往朝鲜，神宗命其在汉阳为关公建立祠堂，为此拨付了建立祠堂的经费。如果把类似情节在传记中突出出来，“阅读效果”上一定可比万世德抗击倭寇且屡建战功的故事。但无论如何，这是一本有价值的书，它难以出版我也无奈，由此更联想到乡贤文人之不易。他们所用力者甚多，所回报处却极少，然而他们一个个如飞蛾投火，无怨无悔，实在让人感慨。

　　我虽不认识作者本人，但对卢氏一族在偏关本地的文化影响力久有印象。偏关历史上实为军事之地，成为县制规模也不过是明朝以后的事，所谓三关，雁门关、宁武关、偏关是也。而偏关又是晋地之西北锁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重兵把守，进而渐成生活之地，应是其沿革线索。这里的民俗与文脉，既有古来自有成分，更有众多外来者驻扎后形成的独特元素。我于地方志素养颇浅，但读过的唯一一本《偏关志》，其作者的名字印象深刻：卢承业。今次读卢银柱先生校注的《偏关志》，方才对其中的一些由来脉络有所了解。说起来也是有意思，话说公元1915年，已是民国四年，浙江杭州人林端到任偏关县事。这位林先生自然想找一本县志，以便了解当地历史人文，结果他问遍了当地人，方知并无一本完整印行的县志可得。他后来从前任移交的卷宗里得到一本显然是未刊行本的《偏关志略》，知“乃前明关绅卢君承业所首创”，卢氏先贤卢承业实则此一小县修志第一人。从林端的叙述中还知，此志虽曾经多人增修，但在林端看来，仍然“体例错杂，叙次无伦”，非他所习见的县志水平。但需知对一个边塞小县而言，已实属不易。适逢林端一浙江乡友名王莼赋者来偏关游历，他于是与之相商，请其重加校订，历经三月，终于完成。林端在《偏关志序》中认为，自明以来数百年，“区区志略”都难以成书，可见本地人文与财力之不足至于何地，仅此“何以慰作者于地下”，也见出他对先贤卢承业的认可和尊重。在林端眼里，偏关此地“山川之表里环拱，营堡之星罗棋布，风俗之朴实勤俭，人物之发强刚毅，皆斯土独有之精神”，撰修县志自有价值。据载，这部尘封了数百年的县志，最后还是林端个人“捐俸钱如干千”从而得以“活版”印制成书。

　　卢氏一族最早有明代乡贡卢承业始撰县志，后有清代庠生卢一鳌继述，今有专事县志工作的卢银柱，一门卢氏四百年，文脉相传，从不间断，为本地文史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我看卢银柱本人经历，未见官职，他却不但主修本县旧志整理校注，而且对本地近现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均做过专门著述，用功难以想象，担当更加感人。如此坚持，且在文风显然并不盛行的边塞之地，更令人激赏。实话说，卢承业署名的《偏关志》，多少有些单薄，我没有见过原版模样，影印的志书虽分为上下册，但即使合一也规模不大。卢银柱在前辈诸方家的基础上，广泛搜求，四处征集，增添了几乎成倍以上的内容。他虽偏居一隅，与同道往来困难，信息相对闭塞，沟通不易，经费条件也可想而知捉襟见肘，但他克服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数十年矢志不移，做出了一般人难以做到的实绩。诚如他自己在后记中所言，举凡涉及偏关县的任何一点资料，他都“悉为胪列，视为珍宝，及时抢救录入”。为了获得一份“小资料”，求证一个小问题，解决一个小疑问，纠正一个小错误，他或频繁电话，或四处求学，东到北京、山海关，西到西宁，北到呼和浩特，南到福州，认识的、陌生的，皆因学问而自认相知。在我想象中，这种为了学问不耻下问，为人却谨言慎行，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端正品格的体现。

　　近500页的《偏关志》，比起先贤原著不知厚重了多少倍。内中除卢银柱先生搜求来的各种资料补充外，校注文字的字数应在近一半左右，可见其用心用力至于何种地步。校注这种书籍，所涉文史知识绝非教科书上所有。其中既要有一般文史知识的运用，也需有对地方历史的了解，更需对多种史书上没有记录的人与事、城与乡等掌故的熟稔，需要做大量的田野调查。再看他另一部校注著作《三关志》，厚度和做法的认真如出一辙，值得称道。

　　三

　　我读卢银柱两部校注大书而心生感慨的另一个原因，还因为为其《偏关志》作“跋”的李德忠先生，卢银柱称其为恩师者，正是我中学时的语文老师。年少时对李先生的学问所识甚少，今读其跋中文字，见其字字真情，感其拳拳之心，念其作为外乡人（内蒙古人氏）对这片土地的无限深情，足令人想到人与土地、人与人之间割舍不断的深厚感情，倘若人间有不可更改的感情，此情正是吧。先生不过是一位山区普通语文教师，但这篇不过千字的病榻上写就的文章，却包含了太多真挚感情和人生道理。他为弟子在学问上的成就高兴，却也指出其中“难免有断句失误与注释不准的地方”，他虽早已与世无争，但对“世风浮躁”“鄙视著述”的风气深感悲愤。他是外乡人，但隔河（黄河）相望，他对自己曾经学习工作过的“第二故乡”充满深情。“虽伏枥，但得冀望于桃李”，也许一生清贫，也已病体难持，但那文字的穿透力却绝不输于鸿篇大文。这些普通知识分子身上所蕴积的力量，正如一种不灭的火种，给后来者以信心，照亮前行的道路，让人感受到“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希望。

　　即使居于一个小县城里，卢银柱先生其实并不孤独，与他一起对地域文化深掘，投入所有心力著述的还有同城的秦在珍先生等人，后者也曾寄赠独立完成的四卷本地域文化著作予我。我与他们从未谋面，写这些文字，正是卢银柱先生家族历经四百年传承不断的文化追求，这种近乎传奇的文化热流，以及今天他与自己的同道们孜孜以求从不放弃的精神，让我感受到一种文化的力量，一种不死甚至不老的精神。我无意于命名他们是新一代乡贤，但我借此意识到，文化的复兴，文化的兴盛，必须包含尊重、呵护、支持这些为了自己确立的文化目标而不懈努力的人们。我甚至还想到请自己的朋友前来修志，用自己的俸禄支付书籍印制费用的“林端”们，今天为卢银柱们的工作给予支持和帮助的人们，他们也实是不可忽视、值得尊重的文化人。

　　今天的山西偏关，黄河入晋第一县的概念被放大，黄河长城交汇的奇观广为人知，黄河老牛湾已经成为山西的地标性景观之一。每到冬季，这里的黄河上还会举办国际性的滑冰赛事，高速公路的开通为这里与外界的沟通提供了便利。而乡贤们的文字努力，他们的固执与坚守，也一定会为此增添新的光彩。

　　（作者：阎晶明 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