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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我疆场，迄无宁岁”！明代大同镇新平路考述——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

　2018-09-07 09:04:08　来源：原作者所有　编辑：小青　关注热度：

　明代大同镇为了加强和巩固军事防御体系，于嘉靖四十五年设立新平路，初步完善了镇、道、路、堡等各层次相统协的边防体系。尽管新平路驻兵规模较小，但它扼守宣大门户，不仅具有军事预警的功能，同时也是蒙汉经济贸易的通道，是民族文化交流和碰撞的场所，其历史地位不容忽视。

　　大同作为有明一代的九边重镇之一，因在边防体系中居要冲之地而为统治者高度重视。嘉靖年间，明蒙边境虏患不断，“扰我疆场，迄无宁岁”[2]。为了加强防御，明廷于大同镇大量增筑军堡、烽燧，整修边墙并且对各路进行重新划分管理，先后增设北东路、北西路、南路、威远路、新平路、井坪路六路，从而完善了大同镇的军事应援体系。

　　在大同镇分路防守体系中，新平路的设置有着特殊的意义。学界对新平路所辖地方的军事防御特征、选址、马市贸易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但由于这一路规模较小，驻兵人数不及其它各路，对它整体性论述的成果较少。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新平路设立的原因，对新平路设立的时间加以考辨，并从新平路的建置、历史地位和互市贸易等方面加以考述，旨在揭示新平路在大同镇军事防御及民族交流中地位与作用。

　　一、新平路设置之原因

　　新平路地处边关要冲，从太祖至嘉靖年间，时有蒙古骑兵入侵，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如《三云筹俎考》载：“其新平三堡又孤悬东北，转输既艰……我之情形虚实，虏悉周知”；[3]333《读史方舆纪要》亦道：“新平孤悬绝塞，界宣、大两镇之冲”[4]。新平三堡系指新平堡、保平堡及平远堡。“三堡之地”孤置于极边，是宣府、大同二镇的门户，理应严加防守，然防御极弱。

　　宣大总督赵炳然上任后，对“三堡之地”进行了实地勘察。“三堡”地方，深入敌境，距离天城城六十余里，之间有重山阻隔，为大同镇外藩，但也扼守宣府门户，因此赵炳然认为新平三堡“在大同虽属，以远而血脉欠通；在宣府虽近非属而痛痒不切，臣议此地，虽属大同地方，实为宣府唇齿”[5]2665。“三堡之地”东为西洋河，是“三堡”输送米货的交通要道；西为阳和城，是东路参将驻守之地。这两地是北虏入犯最为频繁之地。如果“三堡”不守，西洋河、阳和亦难守，宣大二镇亦唇亡齿寒，最终威胁京城安全。故而赵炳然认为“若非三镇协力、彼此共济，早计而力防之，则各堡既近狼虎之群，难免吞噬之祸，而西阳河亦不能以安枕也”[6]2665。在此，赵炳然指出了加强该地区军事管理的重要性。由于新平、保平、平远三堡皆踞地势险要之地，有随时被蒙古兵吞噬之威胁。此地一旦失守，整个军事防御体系将危于一旦，这不能不引起统治阶级极度重视，如在此分设一路，就能够有效地加强管理，因此加强“三堡之地”的军事防御力量势在必行。

　　分担东路压力亦是设置新平路的一个原因。《明史兵志》记载“总兵官总镇军为正兵，副总兵分领三千为奇兵，游击分领三千往来防击为游兵，参将分守各路东西策应为援兵……”[8]。由此可窥见路的功能在于统筹所辖各堡及边墙的防务，“策应为援兵”，有效配合镇的作战。新平路设立之前，所辖之地原属东路。嘉靖二十三年詹容主持“筑大同东路天城、阳和、开山口诸处为墙百二十八里，堡七，墩台百五十四”[9]。《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一书记录了东路的管辖情况，“此路管辖九堡，分边沿长九十六里四分，边墩百七十八座，火路墩九十座。本路虽在皆边，虏患频仍”[10]178。由此可见，东路所辖边堡众多，边墙较长，并且俱是蒙古骑兵频繁出入之地，给东路分守参将往来应援造成一定困难，容易形成鞭长莫及之态，造成管理不便之势。

　　新平路的设置对新平堡等三座军堡统一管辖，合理协调了三堡的防御活动和行政管理，既便于战时增兵驰援，也便于平时军事训练和生产的管理，有效减轻了东路的管理压力，弥补了宣大两镇交界军事防御薄弱的漏洞。

　　二、新平路设立时间考
　　关于新平路的设立时间，相关史料记载不一。杨时宁的《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一书记载“本路原非旧设，乃嘉靖二十五年新展自境外者”[12]184。《三云筹俎考》也有同样的表述。《天镇县志》记载，“嘉靖二十五年始设新平路分守参将，驻新平堡”[13]193。这些史籍大多数认为嘉靖二十五年是新平路设立的时间。

　　然《皇明经世文编》一书中赵炳然上疏云“……已闻大同镇东路天城城参将，所属新平、保平、平远三堡”[14]2665。赵炳然于嘉靖四十四年十月总督宣、大、山西军务，所以以此记载，“三堡之地”在此时乃属东路所辖。万历《大明会典》记载“新平堡参将，嘉靖四十五年添设。所属新平堡、保平堡、平远堡，三守备”[15]281。《明世宗实录》嘉靖四十五年二月初十日记载：“添设大同新平堡参将一员，分守新平、保平、平远三堡，兼割原属天城参将山北十四堡隶之”[16]。这是明确将嘉靖四十五年作为新平路的设立时间的两处史料记载。

　　以上所列相关文献价值最高的当属《明实录》，成书于弘治年间的《大明会典》是明朝有关典章制度的专著，弘治三年修，未刊行，正德年间，李东阳校正刊行，嘉靖时有增修但未刊行，万历加修，成本228卷，刊行。《大明会典》以官修《诸司执掌》、《皇明祖训》、《大明律》等百司之籍汇编成书，由各朝皇帝命李东阳、张居正等大学士增修颁行，因此史料可信度极高，新平路参将设置的记载年限应不会纰漏错注。《皇明经世文编》辑录了大量明代著名人物的上疏和文集，由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主编，由众人选集而成，内容均为名人文章，史料价值极高，因此《赵恭襄文集》所辑赵炳然疏可信度很高。

　　由以上两部书的记载来看，新平路的设置时间当是嘉靖四十五年为准，而新平堡、保平堡及平远堡三堡的设立应该为嘉靖二十五年。《天镇县志》为清朝史料，有大量史料经考证记载不实，很多记载不足为信。《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是一部历史地理图说集，作者实地调查之图说史料较高，但关于新平堡设参将的记载与《明实录》、《明会典》和相驳，因此可信度不高。《三云筹俎考》成书也较晚，并有辑录前人史料之嫌。综上所述，添设新平、平远、保平三堡的时间应该为嘉靖二十五年，而新平路的设立确切时间应该是嘉靖四十五年。

　　三、新平路所辖范围和军实概述

　　明代新平路管辖范围大致在今天的天镇县。《三云筹俎考》中记载“旧边自东路镇宁堡缩而南，与宣镇之李信屯相联，不惟边垣曲折加长，且哨夜近虏难瞭。今开拓而北，直与宣镇西阳河相接”[17]333。可见新平路的管辖范围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动，但大致范围基本不变。遵《九边图说》之记录，新平路所辖地方突出边外，西面和北面俱临虏地，西至守口堡和镇门堡，南为瓦窑口堡，东界宣府镇西洋河，北为榆林旧县之地。所辖边墙46里有奇，下辖军堡四座，边墩82座、火路墩42座，四座军堡分别是平远堡、新平堡、保平堡、桦门堡，其中桦门堡于万历年间设立，相对其他三堡较晚。

　　新平堡北距边墙七里，西距边墙二里，南距瓦窑口堡十三里，此堡分管边墙外有松木儿台吉和五路台吉部落，长期活跃在在榆林旧县之地。边墙东北角下有马市一座，边内为榆林县川极冲和水泉儿沟极冲。平远堡位于本路东北角，西距新平堡十五里，东到西洋河五里，南至宣府李信屯十三里，边内中段为大红花林极冲，西边为石窑沟次冲，边墙东北有旧马市一座，边外有石宝成比妓等部落驻牧在回回墓地。保平堡东北距离新平堡七里，向东相去平远堡二十余里，西通边墙一里，南至桦门堡二十里，边外有五路台吉驻牧，北边内为平胡墩极冲。桦门堡设立较晚，由于重山阻隔，此地为守边薄弱之地，它的设立方便了新平路和东路各堡的通信和军事应援，本堡设在山间平地，北至保平堡二十里，东到永嘉堡三十里，西到边墙二里，南到瓦窑口堡十一里，边外有兀慎台吉、守口夷人等部落驻牧。新平路在各路中设立较晚，规模相对较小，驻兵人数均不及其他各路。但其临大虏、边关极冲的军事意义极为重要。

　　关于新平路的军实情况，在各路中规模较小，与西路相比，虽然均下辖四堡，但驻军人数和军饷均不及西路。西路驻军4516人，军马929匹，而新平路驻军2956名，军马428匹。新平路地位如此突出，但是规模却较小，造成这种情形有它的内在原因，首先，新平路管边较短，所需兵力不是很多，而从四座军堡的规模和粮饷分发来看，此路所能容纳的兵力有限。其次，新平路扼守宣大门户，距离阳和城、天城城等大军堡较近，遇战事必然会受到大同镇东路甚至是宣府镇的军事驰援。新平路的作用更多是侧重于军事预警，所以驻兵规模较小。这样既缓和了边境布置重兵进行军事对峙的局面，也便于迷惑蒙古部落，使其难探虚实，不易暴露军事实力。为后来的蒙汉互市营造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氛围，对于缓和明蒙矛盾具有积极意义。

　　四、新平路的蒙汉互市

　　由于新平路特殊的地理位置，其在军事防御的功能之外，还是蒙汉互市的重要场所。在明蒙关系中，边防要塞除了军事功能之外，互市贸易也是一项重要内容。王崇古言“必须许以市易，以有易无，则和好可久，而华夷兼利”[18]。隆庆初高拱、张居正等大臣也提出了“华夷一家”的主张。互市的开合是民族之间的碰撞和交流，也是明蒙关系发展演变不可或缺的部分，是“长城文化带”的特征之一。

　　早在正统三年到嘉靖三十年，明朝就在大同边境开贡市，但设立不久，就因为战事而中断。直到隆庆四年，明蒙达成“隆庆和议”之后，才有了大规模的互市贸易的发展。万历《大明会典》记载“开市凡十一处。在大同者三、曰得胜口、曰新平、曰守口”[19]。新平堡马市位于堡西北边墙下，主要的互市对象是黄台吉、五路台吉等部落。

　　蒙汉贸易是在隆庆和议这个重要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此外，蒙汉各自农牧业的优势发展亦是互市发展的重要前提。对于明统治集团，进行厚往薄来的官市贸易，主要目的体现在“羁縻”作用上，其戒备边患的意义要超过交易本身。市由官府管理，官出“市本”，议定合理贸易价格，维持秩序和量抽税银。

　　新平堡互市开设于隆庆五年。《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详细记载了隆庆五年蒙汉互市的具体时间，新平开市的时间为七月初到七月中旬。到万历朝时，发展到一个月左右，发展到后期并没有固定市期。互市是以多元化的形式进行的，官市占比重较大，“大市”一年一次，一次一个月，官出“市本”，进行管理，主要以马匹、缯帛为交易内容。万历年间增设“小市”，又叫“月市”。梅国祯《再请罢榷税疏》云“每月小市一次，每次不过三二日”[20]。主要贸易物品多属于生活必需品。“私市”又称“民市”，发展十分迅速，《三云》记载“虏以马、杂畜、皮毛，我以银、布、彩缯诸货，官市毕，听民私市”[21]。新平堡马市有东马市和西马市，新平堡“民市”的发展使当地出现了很多富商大贾，名扬万里。现在新平堡遗址有北街和东街为店铺林立的商业街，还有诸如王家偏院、贾家宅院等商贾宅邸。

　　马市的设立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蒙汉民族关系的融合，缓解了民族矛盾，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作为政府提倡的一种“羁縻政策”，互市增加了明政府财政收入，稳定了边防，维护了明王朝的统治。新平路马市的设立满足了五路台吉等部落的生活日用品的需求，补充了明朝军马的来源，减轻了蒙古对此地的军事掠夺，军事意义和社会意义极大。后期长城沿边马市经历了明末的衰落，也经过了清统一后的短暂繁荣，康熙年间官方马市全部废止，民间贸易繁荣起来，新平堡马市也在崇祯初基本废弃，但新平路的民间互市贸易仍然很发达。到现在新平堡马市已经演化为晋冀蒙物资交流大会，互市场所在后期或废弃，或转化为乡村聚落继续存在，新平堡镇现仍有东马市和西马市遗址，分别是现在的平远头村和古城村。

《明大同镇新平路考述》
作者：何建国李海林

　　参考文献：

　　[1]（明）魏焕.皇明九边考[M].台湾:华文书局.1968:156.

　　[2]薄音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

　　[5][6][14]（明）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

　　[3][17]（明）薄音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六辑）[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

　　[4]（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1241.

　　[7][10][12]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8] [9]（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1044.775.

　　[11] [16]李峰等.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979.982

　　[13] 洪汝霖等修：《光绪天镇县志》，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第193页。

　　[15] （明）申时行《大明会典》卷，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791册，第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