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之痛》——梁思成与大同古建

　　

　　梁思成是中国晚清变法、清华早期四大导师之一梁启超的儿子，是中国乃至世界著名的建筑学家，尽管如此，在黑暗无知的社会里，他的学术一直不能很好的发挥应有的历史作用。他在上个世纪上半叶多次在全国搜罗古建遗构，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这些经历了千年历史，在兵火和地震中没有被毁的国宝却在新中国为人民服务、大炼钢铁、破四旧的口号声中灰飞烟灭。学者是文化的的灵魂，他们破解文明、解读历史、继承和传播文明，但是学者是弱者，在强权和政治面前，只是一只素手无策的羔羊。

　　上个世纪，梁思成在调查天津蓟县独乐寺时，与当地师范学校的一位教员谈到中国各时代建筑的特征，说到独乐寺与后代建筑不同之点时，这位教师告诉梁思成说，他家乡河北宝坻县有一个西大寺，结构和梁所说独乐寺有诸多相同。

　　梁回到北京后设法得到西大寺的照片，预先鉴定一下，认为是明清以前的建筑，于是6月份又出发到宝坻县去。与他同行的有东大学生王先泽和一名工人。因为六月份北方的雨季已经开始，所以交通情况比去苏县更要糟糕，梁思成在《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注3)一文中对"行程"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描述。

　　宝坻西大寺(即广济寺)的天王门和东西配殿等已是明清后的建筑，正中的三大士殿到是一个四阿顶东西五间，南北四间的大建筑，斗拱雄大，出檐深远，屋顶举折缓和，脊端有硕大的正吻，全部权衡与苏县触乐寺山门略同而更大些。殿内碑记，说明大殿建于辽圣宗太平五年(1025)。大殿前有许多稻草，殿内有许多工人正在斩草，尘土飞扬，原来城内驻有骑兵团，三大士殿便成了骑兵团的马料厂。三大士像和侍立菩萨十八罗汉等全在尘雾迷蒙中，在堆积的稻草里。大殿初看甚觉一般，梁思成颇感失望，但抬头一看，殿上并没有天花板，于是他恍然大悟，这就是《营造法式》中所说的，"彻上露明造"的做法。这梁枋结构的精巧，在后世建筑物里还没有见过。梁在报告中说："当初的失望，到此立刻消失。这先抑后扬的高兴，趣味尤富。在发现蓟县独乐寺几个月后，又得见一个辽构，实是一个奢侈的幸福"。

 

　　结束了调查工作之后，在回北平的旅程中却几经周折，今将梁的原文照录于下：

　　做学者是清贫的，苦的，但在学者看来清贫和艰苦都算不得苦，最苦最痛的莫过于眼睁睁的看着不可复制的人类文明遗存被无知的人摧毁。

　　这座少有的表现中国古代建筑结构的杰作，在建国初期被视为无用的破庙而拆除。当梁思成得知将拆除三大士殿时，曾向河北省有关当局反映，希望保留这座辽代的古建筑，但当局却认为辽代的古建筑，亦不过是座破庙，不如拆了去修桥，还能为人民服务。于是就这样将三大士殿拆毁了。

　　同样梁思成调查过的大同华严寺辽金建筑海会殿也于上世纪拆毁。更痛心的莫过于1966年山西应县木塔各层佛像内的藏经和佛画被红卫兵付之一炬。1974年国家文物局重新考察应县木塔时在四层佛像内发现少量残存的经卷和佛画，就这点残存对于世界印刷史和佛教史如惊雷乍地，契丹人举国之力刊刻的契丹藏500卷仅残存12卷，不知确数的佛画仅存7幅。因为这团罪恶的火焰一个民族的历史和信仰石沉大海，契丹，一个承唐启后统治大半个中国百余年的民族不知去向。敦煌的王道士是中国的罪人，但是他让世界人留住了敦煌的璀璨，它们被展览在世界各大博物馆和图书馆，但是那些留在中国的大量经卷文书却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毋宁说，王道士的无知卖国却挽救了敦煌的文明。

　　我们该痛斥那些无知的农民、官员、道士和造反的红卫兵，但是是谁给了他们随意处置文化遗产的铁掌和权力？谁才是真正的历史罪人和文明的杀手？

　　大同是幸运的，2008年，一个心怀历史的人站在了这片土地上，于是文明的目光都聚向这里，文化界的泰斗、宗教界的大德、艺术界的大师，还有各界有识之士，都在这面旗帜下充满斗志，文明的曙光在御河两岸闪耀，一个古城开始复活，一个新城开始雄起，梁思成的一轴双城变成现实，虽然这个现实来的有些迟，但它总算来了。当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先生拄着拐杖来到这里，她的喜悦是难以言表的，耿彦波先生对林老的尊敬与热情是源于他对文明的敬仰与膜拜。

　　我们每个人都在历史的洪流中，就那么一瞬，所以有些人才夜以继日的拼命，因为历史不全是创造的欢歌，更多的是经年的离恨与不可收拾旧山河的创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