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贡献

 

　　山西地理单元的独特性决定了其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独特作用。清代著名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对山西地理形势的描述可谓一语中的：“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汾、浍萦流于右，漳、沁包络于左，则原隰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转输矣。且夫越临晋，溯龙门，则泾、渭之间，可折楫而下也。出天井，下壶关、邯郸、井陉而东，不可以惟吾所向乎？是故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这块被称之为“拊天下之背而扼其吭”、“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的土地，表里山河，地势险要，“京师之安危，常视山西之治乱”，自古既是兵家必争之地，又是维护国家团结统一的咽喉要塞，更是连接中原和北方各少数民族、促进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舞台。

　　华夏民族的始祖女娲、黄帝、炎帝曾在山西南部一带活动。历经尧、舜、禹和夏、商、周数千年的演进，到晋国和三晋时期，山西已形成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显著特征。此后三千年间，山西历史波澜壮阔，山西文化魅力四射，山西人才不绝如缕，山西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文化的繁荣做出自己独到的贡献。

　　以“三个一”为标志，引领华夏民族迈入文明门槛。在人类文明满天星斗、多源发生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在整个先秦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活动中，山西作为人文初祖炎黄二帝的重要活动地，作为尧、舜、禹的定都地，无论政治典制、军事征伐、农耕文明，还是整治洪水、洞穴居住、九族和睦，一直主导着中原各部落的生产、生活状态和生存方式。无论是标志远古人类起源的垣曲曙猿化石，还是考古学家们发现的华夏第一把火；无论是昭示中华民族迈入文明门槛的陶寺遗址，还是史籍记载的最早的“中国”，都星罗棋布在山西晋南广袤的大地上。新旧石器时期匼河文化、丁村文化、许家窑文化、峙峪文化、柿子滩文化等诸多考古发掘和大量实物遗存有力证明了山西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在人类的童年时期引领着华夏民族的发展。

 

 

    　以晋国霸业为标志，主导春秋战国时期风云际会。夏商时期，山西南部方国林立，周王朝的先人就是从这里开始发展壮大。西周以来，晋国和三晋国家一直走在时代前列，在每一个历史转折点上都发挥了引领时代风气的作用。从晋国早期的“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到前期的“曲沃代翼”，山西先民对于调整和改革周礼、变革政治秩序的脚步从未稍懈。进入春秋以来，晋献公大规模开疆拓土，使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大兼并、大发展时代。文公称霸，尊王攘夷，更是华夏文明全面整合和发展的崭新时代。晋国后期，六卿专政，赵简子主持铸造“刑鼎”，为天下所瞩目，迅速带领各国驶入全面法治化的轨道。“春秋争霸晋为先，战国七雄有其三”，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晋国霸业，虎视天下的韩、赵、魏三晋国家，主导了风云际会的春秋战国时代，开创了“百家争鸣”的历史篇章。
 

 

　　以三家分晋为标志，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重要分水岭。公元前403年，在山西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晋国卿大夫韩、赵、魏派使者前往东周王室所在地洛邑朝见威烈王，周天子封韩、赵、魏为诸侯。自此以后，韩建都城于平阳，后迁至郑；赵都晋阳，后迁至邯郸；魏都安邑，后迁至大梁，三家成为中原大国。这一历史事件史称“三家分晋”。 正是由于春秋时期晋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制等方面长期的持续不断的变革，从根本上动摇直至瓦解了西周的宗法统治、经济制度、法律体系、官吏体系，最终形成三家分晋的局面。三家分晋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是山西对华夏文明进程的重要贡献。由三家分晋开启的战国变法运动，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建立，使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提高，也推动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
 

 

　　以范宣子之法和荀子“援儒入法”为标志，撬动中国封建王朝进入隆礼重法时代。晋国历来重法度，由于较早较彻底地摧毁了宗法制，异姓卿族崛起，六卿联合专政，必然需要频繁制定法度、法规以规范国家运行和社会成员行为。晋国是我国古代较早产生成文法的国家，差不多每隔二三十年就要根据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重新修改法典，其显著特点是“国法”、“军法”二位一体，比如文公时规范军队行动的军法、军律“大蒐之礼”就演化为全社会通行的法律。到春秋后期，随着六卿专政局面的形成，社会变革广泛深入，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封建化进程大大加快，法典又成为晋国新兴封建势力与宗法奴隶制斗争的得力工具。如平公八年范氏消灭栾氏后，晋正卿范宣子颁布《范宣子刑书》，明确废除周礼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奴隶主贵族特权，为新兴封建势力进一步战胜宗法奴隶制提供了法律依据。及至战国初期，晋国的封建法典成为三晋法家推行变法革新的依据，对三晋国家的法治理论和实践起了直接的先导作用。魏国继承晋国的变法传统，率先变法，李悝承继晋国的法治精神，制作《法经》，为之后相继而来的各国变法奠定基础，特别是导致秦国变法图强、一统天下的商鞅变法，正是李悝《法经》的政治继续。最终荀子援儒入法，提出隆礼重法、王霸兼容，奠定了秦汉以来中国社会治国理政的思想基础，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无与伦比。
 

 

　　以胡服骑射、北魏冯太后改革为标志，加速中华民族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战国时期，相对于韩、魏两国而言，赵国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更多地继承了晋国的变革精神和文化元素。赵武灵王即位后，赵国既面临齐、秦等国的夹击，又要应对北方三胡的侵扰。在总结连遭败绩的基础上，赵武灵王明确提出“易胡服”、“习骑射”的主张，施行军队作战方式的根本变革。“胡服骑射”成为赵国变法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古代的战争形式，创建了中国最早的骑兵，更深刻改变了中国古代的服饰形式，对社会发展影响巨大。山西地处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交接地带，早在先秦时期就与戎狄杂处、通婚市货。从魏绛和戎到西汉时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从东汉、三国时期南匈奴五部内迁到北魏中期冯太后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从宋辽、宋金时期茶马互市到明清晋商远足蒙疆，民族融合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歇，山西成为民族交融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舞台。
 

　　以太原王氏、闻喜裴氏为标志，引领中古时期士族风尚。东汉后期，山西人郭林宗为士林领袖，影响社会文化走向，开魏晋时期士族文化先河。此后，太原王氏、闻喜裴氏、河东薛氏等世家大族底蕴深厚，簪缨相继，英才俊杰，引领风尚，为中国历史罕有、世界历史仅见。只有完整领略这些大家族兴盛百年千年的风采，才能了解中古时代的社会风貌和历史走向。
 

 

　　以李渊晋阳起兵为标志，开启中国进入历史上最富裕、最强盛的大唐时代。大唐盛世，离不开李氏父子晋阳起兵和贞观之治的功绩，再次印证“欲得天下，必据晋南”，开启中国进入历史上最富裕、最强盛的大唐时代。女皇武则天、贤相狄仁杰，这两位山西人既创造了历史，也支撑和左右了中唐的社会局面和社会发展。北都太原成为北方和西北各民族首选居住地，各民族人口居住数量甚至超过汉族。在思想领域，前有王通，后有柳宗元，他们的哲学思想开导宋明理学之先河，对宋朝以降中国社会的影响自不待言。而王维、白易居等山西诗人群体，更是唐诗长河中不可或缺的璀璨明星。
 

 

　　以元曲三大家为标志，撬动中国古代文学走向新巅峰。两宋以来，中国社会发展重心南移，但山西和山西人对家乡的经营、对社会的贡献却矢志不移。一代名臣司马光廉洁为政，主持社会正义；存史资政，借鉴古今得失。杨家将守护北边，以血肉之躯铸就历史丰碑。尤为重要的是，山西名家关汉卿、白朴、郑光祖着意创新，亲自撰写剧本，密切接触演员，使元杂剧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撬动中国古代文学走向一个新巅峰。而以元好问为首的元代山西作家群体，文以载道，以关怀大众疾苦为使命，秉承了中国文人的传统情怀。

　　以云冈石窟和五台山为标志，引领佛教中国化发展进程。佛教东传后，佛教文化逐渐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思想潮流之一，对于中国社会影响深刻。山西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民族构成以及诸多佛学大师、名刹古寺的出现，为佛教在中国的传布和实现中国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两晋南北朝时期，山西僧人慧远宣扬弥陀净土，最终创立净土宗，被视为中国净土宗的始祖。北方弥陀净土宗最重要的人物昙鸾在山西玄中寺进行净土宗的研究和实践，使得发源于山西的净土宗影响最大，并给日本净土宗以极大影响。北魏时期，昙曜主持开凿云冈石窟，加速了佛教中国化进程。宋元以后，随着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地位的确立和藏传佛教高僧的不断造访，山西成为藏传佛教在内地的重要据点，五台山成为汉传和藏传佛教的重要道场，成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

　　以明清晋商为标志，引领中国近代商业和金融文明。晋商位列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是堪与西欧地中海的罗马商人、意大利商人、威尼斯商人媲美的国际性商帮。明清晋商诚信称誉天下、票号汇通天下、货物流布天下、足迹遍及天下，创立票号，使用汇票，引领中国近代商业金融文明，平遥被称为银行的乡下祖父、中国的华尔街。十七、十八世纪中国通都大邑的富庶繁荣，蒙古、印度、日本、朝鲜乃至欧洲的柏林、匈牙利的金融兴盛，俄罗斯的恰克图、伊尔库斯克，圣彼得堡、莫斯科的商贸流通，无不留下晋商辛勤的汗水和跋涉的足迹。
 

 

　　以洪洞大槐树移民为标志，引发明清时期人口和社会变迁。“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从明洪武五年到洪武三十八年的18次大移民，遍及全国20余省，在中国人口迁徙、社会发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洪洞大槐树成为中国移民史上最具典型意义的历史表征和文化符号，至今仍唤起移民后代的无尽乡思。

　　以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为标志，引领中国近代政治改良和变革风尚。将欧洲带出中世纪的，是哥伦布的航船；将中国人从“天朝大国”酣梦中最终唤醒的，是近代地理知识的传播。在传播近代地理知识过程中起作用最大的，不是魏源的《海国图志》，而是山西五台人徐继畲的《瀛寰志略》。有位英国人士说徐继畲，“是一个思想解放的人，他对西方地理政治的熟悉程度，简直令人吃惊”，因之徐继畲被后世称为“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清代末期，杨深秀“圣人岂有胸中气，下士空思身后名”， 始终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积极参与变法，痛斥守旧之弊，在历史关头，为民族大义而献身。当辛亥革命到来之际，山西人打响了北方的第一枪，继续引领中国近代政治改良和变革风尚。

　　以平型关大捷为标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战略支点，成为中华民族浴血抗战的中流砥柱。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三个主力师全部进驻山西，八路军总部也在山西辗转迁徙，指挥山西和全国抗战。山西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战略支点，在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牵动抗战全局、拱卫陕甘宁边区大本营和向外拓展根据地，在培育治党、治国、治军人才，积累治国理政经验，在蕴育伟大的太行精神和光耀千秋的红色文化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

　　以农业学大寨为标志，引领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变革。从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农村土地改革，到五十年代的农村互助组、合作化运动，山西始终引领着中国传统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变革，山西的合作社曾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平顺金星合作社的带头人李顺达、申纪兰成为新时期农民的楷模。特别是六十到七十年代的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进一步彰显了山西人艰苦奋斗、勇于奉献的优秀品德，大寨精神与太行精神、吕梁精神、申纪兰精神、李双良精神、石圪节精神、右玉精神等共同构成新中国对党忠诚、无私奉献的精神高地。
 

 

　　以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为标志，撬动新中国工业化发展进程。山西是我国最重要的煤炭基地，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60多年来，山西煤炭除少部分满足本省需要外，大部分供应全国26个省（市、区），还远销亚洲、欧洲和拉美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1949年到2014年，全省累计开采原煤150亿吨，外调煤炭近百亿吨，占全国各产煤省总调出量的3/4。加上外调洗精煤、焦炭、电力，山西供应全国其他地区的能源总量占全省总产的85%以上。山西煤炭60%以上供给经济较发达的京、津、沪、华北、东北地区。从华北、华东到华中、华南，每三盏灯，就有一盏是山西煤炭工人“点燃”。源源不断的山西能源输出祖国四面八方，点燃光明，驱走黑暗，使马达轰鸣，让机器欢唱，有力地撬动了新中国工业化进程，被称为“支撑共和国发展的脊梁”，其历史功绩“不仅要写在中国煤炭工业的历史上，而且要写在中国工业和经济的历史上，还要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
 

 

　　不言而喻，几乎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重要转折点上，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发展的每一个进程中，都有山西的声音，都有山西的脚步，都有山西的影响、作用和贡献。历史上的山西洋溢着无穷的活力，充满了巨大的创造性，是今天的山西和山西人奋发向上的重要历史底蕴和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