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树大王VS两亿巨贪 山西繁峙反贪局长双面人生

　　今年5月5日上午9时，正在参加繁峙县国土资源会议的该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反贪局长穆新成，突然被有关部门带走“双规”。国内有媒体援引某“消息人士”的话说，穆新成的个人资产达到2亿元。一时间，“反贪局长敛财两亿”成了国内外媒体热炒的新闻。刷新了“内地贪官贪腐金额”最新纪录的穆新成甚至被冠以 “中国最牛反贪局长”。

　　6月29日，记者从穆新成案联合工作组获悉，穆新成目前仍被“双规”，案件还在调查取证阶段。

　　在穆新成被“双规”近两个月后，该案逐渐从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中淡出。6月29日傍晚，在繁峙县检察院门前的广场上，当地居民踏着欢快的鼓点，恢复了往日的轻歌曼舞。

　　一条隐形的“食物链”

　　繁峙县地处山西东北部，北倚恒山，南邻五台，是典型的山区县。繁峙县也是一个矿产大县，已初步探明的矿产资源有金、银、铜、铁、铅、钼等27种，其中金矿和铁矿品质最好，金矿储量居全省首位。

　　从峨口镇到岩头乡，大约10公里的山间公路上，满载各种矿石、矿粉的大小车辆往来穿梭。“严打私挖滥采”的标语随处可见，路两侧不时冒出已废弃的采矿点。

　　同车的一位李姓中年男子曾在该地一家国有铁矿上班。他告诉记者，“前几年，这条沟里最多的时候，大小金矿、铁矿有20多个，大多是私人开采。那时候拉矿粉的车每天排着队，路上一堵就是几个小时。”从2008年开始，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当地的金矿大多停产，铁矿也举步维艰。“原本每吨800多元的铁矿粉现在只能卖到500元，许多私营铁矿主干脆关矿了事。”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铁矿主透露，利益的驱动使当地私挖滥采屡禁不绝。由于超量开采，大多数矿山都存在安全投入不足的问题。

　　在繁峙，“矿山是摇钱树”。矿山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好多人都盯着我们这些矿，不少政府官员都向矿里伸手”。一些问题矿主为寻求保护伞，则主动接受“敲诈”。

　　这位矿老板给记者打了个比方：这就好比自然界的“食物链”，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在这个链条上，矿老板们是虾米，各级涉矿的政府官员们是小鱼，像穆新成这样的官是大鱼，还有比他更大的官，那是“鲸鱼”。

　　对于此前媒体报道的“穆东窗事发和矿老板告发有关”，这位矿老板表示并不认同：穆的落马，在于他“破坏了食物链的平衡”，两个亿，那是“鲸吞”。

　　据这位矿主介绍，随着穆新成被“双规”，不少给穆进过贡的官员和矿老板开始到处打听消息，“都在观望中等待着那个可能的‘坏消息’。”

　　一个有关“两亿”的问号

　　在此前媒体的报道中，“穆新成的资产大概有2亿”，也正是这一个数字引来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在采访中，大多数人则对这一数字提出了质疑。

　　2亿，是个什么概念？

　　据官方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繁峙县曾是国家级贫困县，上世纪90年代，县财政收入为1000万元左右。随着矿产开发的加速，这个县的经济实力逐年增强。2000年，县财政收入达到3000万元。2004年，“历史性地突破亿元大关”，到2008年，繁峙县的财政收入达到3.62亿元。

　　也就是说，如果穆新成的财产确有“2亿”，那就相当于2008年县财政收入的1/2强。

　　而坊间流传的版本是，“工作组在穆的家中搜出了两亿元现金”。随着有关穆新成传闻的增多，坊间的传闻也开始不断演绎，这一数目也从2亿变成了4亿。

　　繁峙县新闻办一位负责人对此表示，“繁峙一年财政收入才3.6亿元，他咋能贪污那么多，媒体的报道太不负责任。”记者随后在繁峙县检察院也得到了同样的回答。

　　6月30日，记者就此向忻州市纪检委求证时，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该案目前仍在调查取证中，但网上的好多传闻都是“不可信的”。对于更多的细节，他表示，目前还不能透露。

　　一条另类的“致富路”

　　在事发之前，穆新成就是当地的名人。由于排行老二，人称“穆二”。穆的父亲曾是“繁峙的父母官”，官至县委副书记、县政协主席。穆的弟弟“穆三”则“与当地矿主联系密切”。记者在繁峙检察院了解到，穆新成被“双规”后，穆的妻子和弟弟也被采取了限制措施，“好久没有露面了”。

　　据穆新成的一位同村人回忆，穆“看起来很普通，不是那种太张扬的人，平时也不怎么穿名牌，不像是有两亿家产的人”。但更多的人认为“穆家在繁峙应该算是有钱人”。

　　此前媒体报道，繁峙县里的众多矿老板和涉矿的各级政府官员都被穆新成“办”过，凡是该县的矿主均需向其“进贡”，没有“进贡”的也会受到“以办案为名”的敲诈。

　　记者就此求证时，几位矿主均不置可否：“你说不进贡行吗？真要找你的麻烦，哪个矿能没有，哪个矿主能干干净净？”

　　相对于其他行业，繁峙的各种矿山利润颇丰，可挑的“刺”也最多。“心虚”的矿老板们不得不“破财消灾”，向政府官员“买平安”，贪官们在获取利益的同时自然也忘不了为自己“留条后路”。而作为公权力监督者的代表，穆新成更懂得如何利用自己手中的“大棒”，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坐收渔利者”。

　　繁峙公安局一位民警私下透露，穆新成在收受“进贡”时还是有选择的，“他一般只接受与矿山有关系的老板和官员的进贡”，“这样来钱快，也比较安全”。但据媒体披露，穆新成最终东窗事发还是和矿老板举报有关。

　　一种别样的“障眼法”

　　穆新成除了反贪局长外，还有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头衔：“植树大王”。

　　据媒体报道，从1990年起，穆新成就跟随父亲在家乡岩头乡大东沟村的荒山上义务植树。1993年，穆新成曾和村民一起起早贪黑上山植树，在半个月完成荒山绿化300亩。1994年，穆和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承包家乡5460亩荒山，承包期100年。

　　记者在岩头乡了解到，穆新成植树造林的面积已经达到4500亩，穆本人投入的荒山绿化资金超过40万元。今年47岁的穆新成曾表示，等到他60岁退休的时候，希望把这些绿化了的荒山无条件捐赠给家乡人民。

　　有人给穆新成算过一笔账：15年绿化4500亩，一年300亩，差不多平均每天植树1亩。当然，这种算法也不一定科学。但他“植树大王”的头衔确也是当之无愧了。

　　6月30日，记者在岩头乡大东沟村见到了穆新成准备捐给家乡的承包林，两侧山坡上数千亩的林地翠绿繁茂，长势良好，好多树干已是碗口粗细。

　　另一件与穆新成有关的“善举”是，2008年10月，大同大学2008级新生王某入学不久后，父亲突遇车祸急需医药费，在县新华书店做临时工的母亲束手无策。王某为了给父亲治病，决定退学。穆新成在得知消息后，拿出5000元，会同繁峙两名农民企业家捐款，为王父治病，并答应负担王某大学期间的全部学费。

　　也许正是这些“善举”，使穆新成在繁峙当地的“民意”呈现明显的两个极端，甚至有不少人认为穆“是个好人”。而更多的媒体则将这些“善举”归结为称作“穆新成的障眼法”。认为穆正是依靠这些“表演”，赢得了领导、群众的信任，赢得了“好人”的名声。

　　一个具有标本意义的个案

　　由于目前穆新成案仍处在“保密阶段”，我们还无法从官方得到更多的细节。

　　穆新成只是一个科级干部，居然能位列“内地贪腐金额冠军”。这让被称为“中国第一贪”的湖南郴州原纪检委书记曾锦春相形见绌。这一具有标本意义的典型个案，再次让“谁来监督权力的监督者”这个反腐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进入各方视野。

　　反贪局直接承担着对贪污腐化官员犯罪行为的侦查职能，拥有对公权力进行监督的权力。曾锦春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对于像他这样的官员，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弱，同级监督太软。制度对于他们而言，如“牛栏关猫，进出自如”。

　　反贪局长成了“贪腐先锋”，与普通官员腐败案件相比，其对政府公信力的腐蚀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组长王明高博士6月25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职务贪腐案件将进入多发阶段，制度反腐是反腐败斗争的长效机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官员的家庭财产定期申报制度和金融实名制度。

　　穆新成的“两亿资产”的积累不可能是“一日之功”。如果我们对官员的监督机制能够健全并落到实处，如果我们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能够真正实施的话，穆的“两亿资产”又如何能藏得住？

　　穆新成案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反思。正如王明高博士所言，从制度反腐的角度而言，反腐败法的制定应该尽快提上议事日程，只有“有法可依”，我们的反腐才能真正走上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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