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改革开放以后内部书的终结

　　作者：张鸣

　　我有幸赶上过全国人民没有书读的年月，那时候，新华书店里，除了毛选合订本和单行本之外，什么书都没有，偶尔会有本《读报手册》和《赤脚医生手册》，很快就会被人买走。

　　不过，在没有书的日子里，有些人还是能看到点书的，那时，存在高级干部才能读到的内部书。据说，内部书分灰皮、白皮和黄皮，以“灰皮书”最为有名，因为一些政治类的国外禁书，都搁在里边。已经见过若干当年读过灰皮书的人回忆搞到这些书的艰难，以及读到这些书的狂喜。可惜，我那时候仅仅是一个身处黑龙江农场的中学生，“灰皮书”连听都没听说过，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能看到的，仅仅是些“文革”前出版的文学书，即使这些书，也得将之“灰皮化”，用不怎么显眼的灰不拉叽的纸包上，书名作者一概去掉，有些甚至还要标记上毛选或者鲁迅，加以掩饰。害得我到了“文革”结束后，世界名著开禁，才知道原来好些托人到大城市买来的书，其实我已经读过了。

　　真正见识灰皮书，已经是1980年代了。那时，内部书店正开得火呢，购书限制依然很严，但是内部书已经开始扩散，也已经逐渐开始不新鲜，因为门逐渐开了，外面的书，渐渐也翻译进来了。我看到的第一本灰皮书，是吉拉斯的《新阶级》。

　　现在，内部书店据说还存在，但已经没有什么内部书可卖了。1979的《读书》杂志创刊号上有人提出“读书无禁区”，还惹来很大的争议，但是在今天，这个说法已经成为常识了。“内部出版，注意保存”的字样，很少能在书的封面封底上见到了，偶尔见到一次，是前几年，东方出版社把一些党史研究的内部资料编印了，拿出来卖，一律黑皮，标明“内部发行，仅供研究”，但却在一般的书店里公开地卖，不像当年的内部书，要档次很高的介绍信在专门的内部书店才能买到。据说，这些书在热卖了好一段之后，又不让这样卖了，但估计该买的人都买了。

　　内部书是一个特定历史的产物，在那个特别的年月，它的出现，从一个方面讲，是个好事。因为，毕竟在那个文化禁锢的岁月，国门之上开了一条小小的缝，通过这条小缝，一些高级干部，以及干部子弟和若干沾了光的人，可以一窥外面的世界。内部灰皮书和当年的大参考一样，属于特殊年代能射进中国的一线光。“文革”后许多觉悟比较早的早慧者，很多都是借了灰皮书的光。

　　当然，内部书的存在，也是文化禁锢的一种标志。当年内部书的绝大多数，在今天都已经公开出版了。当年之所以不能公开发行，主要还是那个特殊的时代，人们思想观念上，禁区太多。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过程，其实就是突破一个个观念的禁区的过程，随着禁区的一个个被突破，自然内部书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说起来，当年的禁区，除了革命时期特殊的禁欲主义影响之外，其实都是好心，因为担心人们受不良思想的影响，担心人们抵抗不了很多不正确的意识的侵蚀，只有一少部分高级干部，才能有这个觉悟和抵抗力，所以，信息的取得，必须分等级，分层次，很多外面进来的书，只能限制在一个小范围阅读。显然，这个担忧，随着中国的日益开放，不仅窗户开了，而且连门都开了，外面的空气涌进，即便是存在污染，好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总算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在过于纯净的空气里成长的人，经不得风浪，见不得世面，而作为这个地球上的人，总是要走出去的，关在屋子里，一代人也许可以，但总关着就有问题，走出去，请进来，总免不了会有些污染，经历了这些，人才能真的健康。

　　改革三十年了，改革和开放是一对完全不能分割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开放，就没有改革。不能打开房门，从外面输入信息，改革就没有了资源，从系统论的角度说，就是一个系统处于负熵状态，完全没有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完全封闭的体系是可怕的，仅仅开了一条小缝隙，也是不够的。让全体人民都知道外面的世界，可以自由地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国家才会有希望。当年的好心，可以放放了，因为，我们必须相信自己的人民，相信他们有能力辨别是与非。

　　内部书已经走进历史，那些大开本的，毫无装帧设计的灰皮书，现在，估计还躺在某些人的书架上，其中有一些，已经出现在北京潘家园的旧书市场上了。它们记录了一个时代的阅读历史，也昭告世人，中国曾经存在过一个特殊的岁月。尽管那个岁月的某些想法，现在并没有完全消失，有些人还在担心着开放之后的空气污染，但是，毕竟门是关不上了。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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