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红漫：是出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时候了

　　作者：马红漫

　　据最新一期《经济观察报》报道，一份旨在扩大居民收入、全面刺激国内消费的方案正由国家发改委起草。发改委有关人士称，该方案涉及内容包括调高个税起征点、大范围提高社会工资、建立对低收入阶层补贴的长效保障机制、提高住房货币补贴的标准等。

　　近期，针对宏观经济下滑风险，调控部门出台了包括4万亿元规模投资在内的诸多方案之后，消费领域是否会有同样的刺激政策出台，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从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消费领域里的政策突破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尽管投资、出口和消费被并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三者内在的经济含义却不相同。投资需求的特征是灵活多变，并且其增减变化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非常明显。但同时，投资在不同时间点的供求属性并不相同，在投入初期能够以需求增长的形势拉动内需，但在两三年之后，当初投资行为所引致的终端产品就会转而成为市场供给，必须依赖消费需求的扩张才能够予以消化。

　　换句话说，投资需求对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虽然迅速，但如果终端消费需求无法同步提升，那么国民经济终究还将面临增长乏力的问题。最为不幸的情况是，大规模投资拉高了资源市场价格，推升了整体物价水平，而消费市场却无法消化终端产品，所谓“滞胀”问题就会随之而来。由此可见，消费需求才是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经由消费增长所带动的投资需求，才更具科学合理性。至于出口，不过就是海外的消费需求，但国内的调控无法影响到出口需求。

　　这样，在先前侧重于拉动投资增长的政策公布之后，有关刺激消费的方案，将与前者一道，实现国民经济“两条腿”并行的格局。这将有利于避免调控政策与市场结果之间的相互反弹，能在克服经济衰退风险的同时，实现调控政策与市场周期波动之间的良性互动。

　　需要特别指出，刺激消费需求的核心在于增加居民收入，最终实现老百姓“有钱可花、有钱敢花”的目标。就此而言，尽管发改委拟议的政策针对的是眼下经济形势，但最终出台的政策规划却不能因此成为“应景”之举，而应借此机会实现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立足于十年甚至更长时段的国民财富持续增长目标。

　　实现国民收入增长，最成功的例子是日本。1960年，日本政府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发起了一场消费者革命，这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转折点。计划实施的成果是，1967年日本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各种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达到90%以上。反观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并非始于今天，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是宏观调控的重点，但至今仍未取得实质性突破。正由于此，才出现一旦海内外经济形势出现波动，有关拉动内需的问题就备受关注的情形。

　　借鉴日本成功的实践，结合中国当下内需增长乏力的具体问题所在，我们认为，实现国民财富积累和消费增长的要害，在于构建财政、企业、居民三者间的利益合理分配机制。

　　首先，必须把“藏富于民”作为长期经济发展的指导战略，有效扭转居民财富收入增长速度落后于国家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问题。宜通过大幅度提高个税起征点等减税措施，实现国民财富由财政收益向居民财富转化。同时，针对多数居民依靠资本市场实现财产性收入提升的现实状况，建立起长效资本市场稳定机制，避免居民财富随股市涨跌大起大落，继而影响经济平稳运行。此外，针对弱势群体如农民、中低收入群体的救济保障机制，也能更大幅度地拉动需求总量增长。

　　其次，要强化职工在企业内部的话语权力，避免资本要素过度侵占劳动要素分配。现实情况是，提高企业职工工资的难度很大。问题在于，一方面，行政部门无法直接干预企业职工的收入分配。另一方面，有论者认为“提高员工收入会增加企业成本，导致企业倒闭、员工失业”，从而反对提高职工工资。这一主张的要害在于，从社会整体看，如果居民整体收入无法提高，最终企业的市场需求就不能获得保障，企业还是会倒闭。针对前一个问题，解决的核心方法在于打破行政垄断壁垒，在全面赋予企业公平竞争机会的基础上，强化职工在企业内部的话语权，甚至赋予职工集体一票否决的法律权力。借此彻底扭转要素分配不公平问题，在市场内部实现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最终实现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之间的良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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