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艳霞：从战地摄影记者沙飞出发

　　作者：吴艳霞

　　当一段尘封的历史被挖掘出来，不仅人们的史论观念会发生改变，还会在与历史的对视中，对应地找寻到自己的影子。

　　近年来，人们开始热衷于用不同方式寻找那些被有意和无意掩埋了的历史。在重组过往碎片的过程中，咀嚼着、悲悯着、玩味着历史中那些泛黄的扉页，那些鲜活的人物化作一面镜子、一把烛火，照亮后来人的路。

　　11月14日至16日，为着一个被尘封40年的战地摄影记者沙飞，全国摄影界、新闻界、史学界、美学界方面30位名家飞抵石家庄，循着沙飞当年在晋察冀根据地留下的那些名垂千古的影像，追问“战争、苦难、知识分子与视觉记忆”的命题。

　　沙飞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一举成名，40年代在民族抗战中成就辉煌篇章，50年代，沙飞以38岁的年龄，用癫狂的举动为自己生命划上了一个近乎荒谬的终止符。其抒情诗般流光溢彩的影像作品，伴随着“哈姆雷特”般的个体悲剧命运，具有了难以复制的内在震撼力。极富传奇性的命运，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试图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近沙飞，进而思索知识分子在时代面前的选择。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大变革的艰难与曲折。“沙飞们”抛弃了身边的温柔和优越，投身到对社会灾难群体的关注之中，将自身与底层民众维系在一起，以个体的牺牲，去争得理想的实现。在忧国忧民的理念中，沙飞那代知识分子在不同道路上探索着。

　　在“郁达夫们”于文学沙龙中发出“我是一个真正的零余者！”喟然长叹声时，青年沙飞一手拿相机，一手拿枪，在血与火的战场上趟出另一条路，以自己的行动展开一面“革命艺术是战斗的武器”的大旗。

　　文学和艺术成为“武器”和“工具”，知识分子发挥旗手作用，自由浪漫的灵魂让位于革命话语的宣传，甚至以“摆拍”的形象来完成崇高美的历史纪实，这中间存在着很大的人格悖论。

　　今天，远隔了几十年的岁月，人们轻松地走出了怀旧者沉重幽长的记忆隧道，有勇气抹掉“伟大”和“崇高”头上灿烂的光芒，重新将沙飞的作品拿到太阳底下晾晒。

　　有人说，沙飞是“文革”“高大全影像”的始作俑者。人们从沙飞的摄影“武器论”自然联想到“革命样板戏”。后者以一统的政治意识形态，摧毁、改造和利用了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和民间文化传统，构建出自己“完美的样板”，形成了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摧毁和压制。

　　而人们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在时代洪流中，每个人的不同选择的原因所在，我们需要在时代大背景下去审视个体知识分子的命运。

　　在那个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过程中，沙飞等知识分子提出一切“必须为抗战建国而服务”，文艺在这一时期凸显政治性，成为群体性的自觉价值追求。文艺，是一个时代人的价值观念的映射，摄影作为一个社会的摹本，同样构成了解读历史图像的脉络。

　　沙飞是那个时代的一粒“自由的飞沙”，他做出了国难当头下的自主选择，同时也完成了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以及对国家命运的担当。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下来解读“武器论”，才有更为客观的意义。

　　从沙飞出发，我们整体性地反思一个时代中知识分子的选择，沙飞的意义远远超出其个人悲剧之上。

　　摆拍、失真的历史记忆、新华体，历史的走向，任何一个个体都无法承担这样的历史重负。无论是当年的郭沫若、邓拓、丁玲、巴金、老舍，还是沙飞，作为一个变革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凭着自己的热情、良知、对理想的追求，对社会的深切关注，以革命的虔诚做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痛苦抉择，完成了对自身人格的塑造，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标本。

　　在这样的热爱和牺牲面前，所有脱离时代背景的指指划划，都显得过于苍白而空泛，所有简单的“某某主义”标签，都无法诠释那些丰富浪漫的人生。

　　虽然他们在各自的命运中书写了浓郁的悲剧情节，虽然多年过后他们依然受到了革命性和艺术性等等争议，然而，不容否认的是，这些知识分子得风气之先，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风骨，以及精神领袖的魅力，具有穿越历史的震撼力。这种精神从屈原开始，从范仲淹开始，从鲁迅开始，穿越幽长的历史隧道，直抵后世者的心灵深处。

　　所有内心深处滚动着同样热情、同样理想、同样责任的人，都将视他们为千古知音，循着他们绵长深邃的足迹，前行，坚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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