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巍青：中美互派食品监管机构的积极意义

　　作者：郭巍青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在中国京沪穗三地设立办事处，对中国出口至美国的食品药品进行检查。同时，中方也将对等在美国设立食品安全派驻监管机构。(11月19日《新京报》)

　　我认为这是一项制度创新，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公共管理领域中，一种新的国家合作模式。它是好事，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

　　要理解这种类型的合作与创新，先要认识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经济活动已经大规模全球化了，但是对它的监管却不成比例地大大落后，远未全球化。除了少数完全否认有经济全球化现象的极端观点之外，所有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论述都承认这个事实，甚至把它看作是当今全球治理领域中的最大悖论之一。

　　具体在食品药品领域中来看也是这样。产品的生产在一个地方，它的消费却在极其遥远的另一个地方，这已经是日常现象。这样的全球化带来了福利，因为竞争充分、技术扩散、以及优化组合，我们得到了更多的消费选择，更实惠的价格。但是相应地，它也带来风险，因为监管严重不足。

　　所谓监管严重不足，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对食品药品的安全监管并不是全球统一的。相反，它是分散零碎的、条块分割的、甚至是互相冲突的。而没有清晰统一的标准，对消费者来说，就谈不上安全。第二，当资本有极大的机动性在全球生产和销售的时候，监管机构却只能“守株待兔”式地对进出口商品把关。又由于物流量巨大，这样的监管很容易落入杯水车薪的窘境。

　　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我把中国卫生部与美国FDA的合作，看作是制度创新，并相信它将在两个方面有利于加强监管。首先，通过加强合作，解决食品药品的安全与质量问题，是中美两国的共识。FDA办公室的设立，是落实这种合作的工作机制。这种工作机制的有效运作，应能及时化解很多问题，而不必等问题恶化后，才成为高层协商的议题。

　　其次，根据美国卫生部长的介绍，整个工作机制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即，在源头监管，而不是事后监管；监管标准的全球化；以及寻求第三方机构，共同构成多元化的治理与监管体系。这样三个方面的内容，对于改变我们的治理理念，提升监管水平，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如果这的确是一种创新，那么它的效果如何，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同时，它也应当面对和接受公众监督和评估。对于全球问题的全球监管体制，实际上谁也没有成熟的经验，要承认中国自身存在的薄弱环节。但是换一个积极的角度来看，如果在这种机制中，两国合作共同创造了成功的体制和经验，那么，中国在全球监管问题上，将获得更大的发言权。

　　可以看到，通过这种沟通、交流与合作，美国在食品领域的监管模式和质量标准，对中国都会有所借鉴。归根结底我们的目标是，中国消费者也在世界级的安全标准保护之下，并有能力采取问责行动。显然，此举对中美两国的消费者而言，都将是一种福音。

　　□郭巍青(中山大学政府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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