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前温州龙港造就中国首座农民城(图)

　　浙江的十个全国第一

　　改革开放30年特别报道②

　　记者 施予 文/摄

　　沿着104国道温州段一路往南，从平阳县钱仓镇拐入龙港大桥，是一座繁华的现代化小镇：路网纵横交错、行色匆匆的生意人、各地牌照的小轿车、周杰伦和蔡依林的流行音乐、超市、商场、影剧院、肯德基、麦当劳……

　　这座城区面积约15平方公里、常住居民约15万人的城镇，24年前还只是一片海涂，有几个不起眼的小渔村、数千户渔民。1984年仲夏，一场当时被视作“触犯天条”的卖地运动，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并诞生了“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

　　集村建镇

　　1983年10月12日，苍南县正式批准以一个叫“方岩下”的渔村为中心，集村建镇。划入该镇辖区的，还有鳌江南岸的10个小村庄。

　　次年6月，苍南县原钱库区区委书记陈定模主动请缨到龙港镇担任镇委书记。一同来到该镇的，还有负责设计规划、计划生育、城市管理等工作的8个文员。他们面对的，是一片人烟稀少的滩涂，当时有句民间谚语形容此地的冷清：“方岩下，方岩下，只见人走过，不见人留下。”而与之隔岸相望的鳌江镇，则已经成为平阳县的经济中心，车马喧嚣、热闹非凡。

　　“我们的目标是，不花国家一分钱，在这里造出一座超越鳌江的现代化城镇。”回忆起当年的情形，陈定模神采飞扬。

　　如今看来，陈定模没有食言。他是怎样做到的？“一靠嘴皮，二靠地皮。”陈定模说。

　　一些上了年纪的龙港居民，至今仍然记着那个时候“陈书记”到周边县区游说时公开发表的演讲：“想到大舞台发展的乡亲们，到龙港去，你们不是老埋怨乡下耳目不灵？龙港敞开大门等你们去，那里靠着青龙江，对面就是鳌江镇，水陆交通方便，你们可以开店办厂，做生意，跑运输……”

　　卖地筹钱

　　光靠嘴皮，只能吸引农民进城，城市仍是一具空壳。为了筹集到建城所需的费用，陈定模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土地有偿使用。

　　如今看来稀松平常的点子，在当时却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按照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的土地政策，农村土地只能由国家征用，无偿划拨，绝对不允许买卖。

　　尽管1984年中央1号文件出台了“允许农民自带口粮到集镇落户”的政策，城乡户籍制度这堵筑在中国城镇与农村之间的高墙破了一个小口，但是土地政策这条高压线还是不能碰的。权衡之下，陈定模改变了最初“卖地”的提议，换了一个相对不那么激进的提法：进城落户的农民，必须缴纳公共设施费。

　　这个实质等同于“卖地”的政策很快拟定完毕，为了说服县里的其他官员同意自己的提议，陈定模甚至搬出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关“级差地租”的论点，其他干部在找不出更好的反驳理由的前提下，默认了陈定模的方案。

　　土地分级

　　1984年9月25日，龙港镇政府(84)19号文件《关于本镇农民、居民建房的有关规定》正式颁布。该《规定》提出，龙港辖区内的土地，按照不同地段征收不同的市政设施建设费，其中最贵的是金钗河至方岩老街每间(一间相当于八分之一亩，包括门前道路)收5000元，纯属解决住房困难而在居民点建房的每间收200元。造房子的钱，原则上由进城农民自付。

　　交了钱、造了房子，就能进城当“城里人”。各地农民纷纷赶来，当时龙港镇惟一的信用社——沿江信用社的柜台前，从清早到傍晚，随时可见排队交钱的长龙。次年元月，规定的交款日期结束后，工作人员数了数，天哪，一亿两千万元！这当中，包括以“公共设施费”名义收取的9000万元土地使用费。

　　直到1988年，全国人大修改《宪法》，才正式在法律上认定“土地使用权”的商品化。但是在共和国一个不起眼的小镇龙港，陈定模以“土地有偿使用”“公共设施建设费”的名义，已经悄悄搞了四年土地改革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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