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国松：黄松有落马案背后的检察监督缺位

　　作者：郭国松

　　生活在广州，对有关广州“第一烂尾楼”中诚广场的种种事端时有所闻，论者谓之背后操控者权力通天。直到几年后的今天，随着案件事实初步曝光，我们看到的是，在一起涉及标的达十亿元的天字号的执行案件中，司法机关的某些官员不顾基本的法律程序，明目张胆地进行权力寻租的可怕情景。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原执行局局长杨贤才以及广州律师界多名重要人物卷入其中，再次佐证了阿克顿所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

　　中诚广场最初是由香港一家公司与广州城建集团合作开发的项目，在主体工程已经完工的情况下，由于合作双方反目而烂尾。于是，它一年又一年地耸立在寸土寸金的天河北路，并由此浪得一个“广州第一烂尾楼”的绰号。

　　据报道，面对债权人的诉讼，经最高法院协调，2002年，中诚广场债务清偿案交由广州中院执行。就在广州中院着手拍卖评估等准备工作时，突然杀出两家由同一人实际控制的小公司，来自最高法院的数封函件要求广州中院指定这两家小公司收购，正在启动的拍卖程序戛然而止，确定由两家小公司以9.6亿元购买中诚广场。

　　其间，即便在两家小公司为筹款而伪造银行票据，责任人被公安机关通缉，账户被相关法院查封，广州中院多次向最高法院和广东省高院发函，请求撤销两家公司购买执行标的物的资格，另觅买主的情况下，仍未能阻止事态的恶性发展。最终，中石化出来托盘，以13亿余元的价格买下中诚广场北塔(A栋)8万平方米。但这仅是中诚广场的一半面积，金贸公司尚有南塔(B栋)8万余平方米，价值10亿元左右。粗略计算，买主倒腾中诚广场，至少获利10亿元以上！(11月13日《城市导报》)

　　相关人员如何分食这块巨大的蛋糕仍不得而知，随着近期黄松有、杨贤才等人的落马，相信黑幕终将大白于天下。

　　从目前媒体披露的事实可以看出，广州中院在中途已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并对此有所警觉，也试图阻止这起执行案向非正常状态恶性发展，但面对上级法院的压力，最终弃守。

　　中诚广场案不仅反映了执行机制的缺陷，而且暴露了检察权的严重缺位。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句话，但从立法本意上理解，我国的检察院对审判机关的司法活动具有广泛的监督权力，各级检察院都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可以对同级行政和司法机关行使权力的过程进行监督。这种监督不仅限于对违法行为的监督，而且包括事前介入，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预防性监督。当检察机关发现司法活动违反正当程序，存在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行为时，可以根据违法的不同程度，向司法机关发出口头或者书面纠正意见、提出抗诉，涉嫌犯罪的，应自行或建议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等。

　　正是基于法律监督的考虑，各级检察机关都设有犯罪预防部门，但这个部门作用的发挥，显然还有待加强。中诚广场执行案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所出现的问题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程序违法，而是有关司法官员涉嫌滥用权力，徇私舞弊的犯罪行为。根据法律授权，对于中诚广场这种极易出现腐败行为的重大执行案件，检察机关完全可以事前介入，以防患于未然，履行监督责任，也可以在发现问题后随时介入此案，纠正执行过程中的错误。但不管是同级还是上级检察机关，不要说监督，可能连这个案件的基本情况也知之甚少。

　　相比之下，香港廉政公署的防贪经验值得借鉴。作为廉署三大部门之一的防止贪污处，拥有工程师、会计师、电脑专家等各领域的专业人士，其工作人员可以进入政府部门查询档案，审查一切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的工作常规及程序，评估风险，提出防止贪污和舞弊行为的建议。对于那些涉及重大招标、采购、审批、执法等容易产生贪污或者舞弊行为的高风险行业，防贪处不惜采用“贴身紧逼盯人”的战术，防范甚为严密。当年香港修建新机场，防贪处就是采取事前介入的手段，全程监控它的招投标、采购等重要环节。

　　按照政治学的观点，所谓的防贪，就是在假定“人性本恶”的前提下，对人的贪婪本性提前设防。广州中诚广场债务纠纷，执行标的高达10亿元，运作程序既不透明也缺乏监督，发生腐败就不见怪了。这就使得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一些大工程竣工后，总会有领导跟着倒下，原因之一就是重大经济活动缺少检察机关的防贪职能部门监控。

　　但愿中诚广场案件成为一个被抬上解剖台的反面范本，并由此激活检察权中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的防贪职能。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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