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律师数量30年翻5000倍

　　邻里之间发生纠纷、单位少给了加班费、物业公司服务不到位……如今，碰到生活中的纠纷麻烦，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找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或者干脆聘请律师打官司维权。目前北京共有执业律师15234人，律师事务所1072家，老百姓找个律师已经不是什么难事。然而倒退三十年，这简直是一种奢侈。从 1979年恢复律师制度后全北京只有3个律师至今，律师的数量已经翻了5000多倍，业务范围涵盖了所有法律领域。律师就像一个风向标，和改革开放后的法治进程相伴，也成为法治变革的有力见证。

　　挑3家律所选代理人

　　潘先生最近有个烦心事。楼上的邻居家水管崩裂，积水顺着墙壁渗到潘先生家，刚装修了一年的房子不成样子。潘先生想找邻居索赔，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讨要损失，于是想到了律师。

　　“一开始我听说法院周边有很多律师事务所，去了一看都在门脸房里办公。我走进一家，接待我的男律师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潘先生心理犯起嘀咕，怕这个初出茅庐的律师经验不足，借故离开了。

　　后来，潘先生让女儿从网上查询到几家律师事务所，根据网上介绍的律师执业经验、律所规模等综合挑选了两家律所再实地考察。“其中一家明显比较高档，收费也偏高。最后我还是选了第三家律所，请的这位女律师常年做诉讼业务，耐心细致，思路清楚。”

　　挑了3家律师事务所选定代理人的经历现在看来不算什么，而且不少当事人也都是通过“货比三家”的方法选定律师，但放在30年前那可是想都别想的奢侈事儿。

　　北京律师业从3人起步

　　珠市口东大街3号是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办公地点，理事长周纳新已经75岁高龄了，还在为法律援助事业奔波。门外寻求律师援助的来访者中没人知道这位低调的老人对于他们今天能够享受到律师服务的作用。

　　1979 年恢复律师制度时可谓一穷二白，在此前的二十多年里，律师行业已完全不复存在。偌大的北京城一个律师也没有。在上世纪50年代就当过律师的周纳新被法院的领导好说歹说劝回来，成为第一个回归律师队伍的人。随后，她和另外两位男律师成了重整北京律师业的星星之火。

　　“当时的律师都是国家干部，拿工资，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多律师事务所，全北京就一个法律顾问处，设在高级法院的一间办公室里。后来又分出了刑事、民事、经济、咨询四个法律顾问处。 ”周纳新说，最初，律师开展业务难，有的单位一听是律师根本不接待。社会认可也难，有些人对律师的印象就是“诉棍”，替坏蛋说话的。甚至连公检法机关也不尊重律师。

　　现在回想起起步之初的艰难甚至显得好笑。周纳新有一次代理一件刑事案件，被告人在科学院偷了几辆自行车被起诉。“我提前到法院想看看法庭的情况，谁知法官的位子在审判区最上方，公诉人在左侧，辩护人的位子不和公诉人相对，却设在偏下的地方。”周纳新说，当时司法系统对于律师的认识就不正确，认为律师是代表罪犯的，就得低一点。周纳新一看就窝火：“公诉人和辩护人在法庭上的地位是平等的，怎么把我摆在下面？”她立即向法官提出挪桌子，最后法院院长首肯，终于把辩护人的座位摆在和公诉人平行的位置。虽然只是摆放座椅的问题，但它毕竟是律师地位的象征。

　　好律师被点名聘请

　　周纳新介绍说，起初律师业务类型很单一，大部分都是刑事辩护，也有一些离婚、继承类的民事纠纷和企业经济案件。“每个律师手里都有十几件案子，根本忙不过来，所以都不怎么接民事案件。”周纳新清楚地记得，当时刑事辩护的律师费是二三十元，离婚诉讼50元，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基本是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了。因此，民事案件请律师的大多是知识分子或是比较有钱的人。

　　现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的巩沙律师上世纪8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法律顾问处做律师。巩律师还能清楚地记得，北京只有两个律师顾问处时，常能看到当事人排着队请律师。“那时全北京可能也就百余名律师，普通人根本请不到律师，一些做案子出名的律师会被人点名聘请。因为能请到律师就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了，所以当事人对律师也没有什么要求。反倒是那时律师还缺乏服务意识，对待当事人有时还带着准法官的感觉训斥。”巩律师笑着说：“记得有个律师给嫌疑人辩护，对方刚要过来感谢，律师厉声说‘坐那儿！说说吧犯了什么罪了？’说罢，昂头整理自己的头发。”

　　“当时律师证是个红皮证件，上面有律师工作证几个大字。我们夏天就穿的确良的衬衫，然后把律师证放在上衣兜里，能映衬出来，就这么去逛商场……”由于律师在社会上凤毛麟角，带上红皮证件让人刮目相看很是让巩律师骄傲。

　　律师是法治风向标

　　经历了从起步时的法律顾问处，到1988年第一家合作制律师事务所成立，再到1993年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出现。律师逐渐扔掉铁饭碗，也从市场经济中收到了更高的效益，律师事务所像雨后春笋一般迅速增加。

　　如今，市场大了，做高、中、低端业务的律师都有，法律服务的领域划分得更细，给了老百姓更大的选择空间。不少律师还投身公益事业，从事法律援助工作，让一些经济困难的老百姓也能享受到法律服务。

　　周纳新和巩沙，一个是恢复律师制度后最早的律师，一个是现任律协副会长，对于三十年来的变化都十分感叹：“律师很像是法治进程的风向标，律师业的发展变化体现着经济发展和法治的进程。巩会长说，改革开放之初，法律法规少得可怜，甚至连民法通则都没有出台。一般的纠纷矛盾顶多是找街道或单位出面也就能解决了。老百姓不知法，也就不知道到法院去打官司，没有自我保护意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促成了律师法律服务市场，快速的立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随着法律的健全，律师业务也拓展到金融证券、房地产、投资、贸易、保险、知识产权、破产清算等各个领域。”

　　从当初3个人的打拼，到今天15234人的律师队伍；从二三十元打个官司，到如今全年行业收入达到90.8亿元，办理刑事、民事诉讼案件73286件，非诉讼法律事务为58477件……一个个数字变化折射着改革开放30年我国法治建设的飞速发展。本报记者 孙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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