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积极财政扮演反危机对策主角

　　作者：梅新育

　　过度放松的货币政策蕴藏着通货膨胀强力反弹的风险，而在我国目前财政状况相当好的前提下，必然推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对金融危机。

　　时隔十年，历史再次重演。1997—1998年，在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从此前的高度紧缩急剧转为强力扩张，在此前强力抑制泡沫的基础上，那次宏观政策的急转弯不仅保证了中国在东亚滔天浊浪之中巍然独存，而且推动中国基础设施、中国经济在东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大幅度跃升。今天，在次贷危机发展成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全世界最严重经济金融危机之际，持续数年的中国紧缩导向宏观经济政策再次急剧转向，雷曼公司垮台至今不到两个月，我国已经三度放松货币政策，第二次大面积提高出口退税率，并在房地产和铁路投资两个方向上采取了稳定和刺激国内市场的措施。在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政府又决定了反危机十大对策。

　　综观此次决定的反危机十大对策，积极财政政策扮演了主角，货币政策仅仅是适度放松而已。货币政策不能过度放松，理所当然，因为尽管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已经崩盘，并显著减轻了我国的外部通货膨胀压力，但各国救市所注入的资金动辄数千亿、上万亿，更不用说普遍的大幅度降息和降低准备率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蕴藏着通货膨胀强力反弹的风险，何况我们目前的一些政策取向(如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内需等)有可能产生成本推动通货膨胀压力。不仅如此，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泡沫并未得到充分释放，房地产救市政策指导思想如果有偏差，可能会重蹈前几年格林斯潘过度放松货币政策引爆今日次贷危机的覆辙，并进一步加深我国社会的裂痕，我们对此不可不察。在短时间内连续三次放松货币政策之后，我国不宜过度急于进一步地过大幅度地放松货币政策，并为日后保留一定的宏观政策机动空间，避免重蹈日本滥用货币政策反危机结果陷入零利率陷阱多年难以自拔的覆辙。

　　就财政政策而言，与连续多年深陷财政危机、亟需重建财政的日本不同，中国目前财政状况相当好，财政政策反萧条空间较大：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51304.03亿元，超过预算7239.18亿元之多，超出幅度高达16.4%；今年1—9月全国财政收入48946.86亿元，同比增长25.8%，其中，中央本级收入27098.51亿元，增长25.5%；地方本级收入21848.35亿元，增长26.1%；全国财政支出36428.14亿元，同比增长25.5%，其中，中央本级支出7851.51亿元，增长12.3%；地方本级支出28576.63亿元，增长29.8%，收支相抵，财政盈余12518.72亿元，其中，中央本级盈余19247亿元，地方本级赤字6728.28亿元(国家税务局统计)。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强大的财政力量启动内需，并带动民间投资跟进，确实是避免萧条的有效途径。

　　反危机急转弯的历史虽然重演，但此次积极财政政策与上一次的反危机对策还是有些差别。如果说上一次反危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是基础设施的话，那么，这一次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特点在于改善民生和发展先进制造业两个方面。前者重要性自不待言，“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改善人民生活本身就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所在，上述举措有助于让最大多数的国民更加公正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并推动经济增长模式从过度依赖外需转向更多地依靠内需，特别是依靠消费。至于后者，先进制造业，特别是重大战略性项目能带动、支持国民经济全局升级，为我们奠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让我们超越“八亿条裤子换一架飞机”的现状，提升自己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在国际初级产品市场崩盘有可能在国内局部市场造成“价格破坏”的背景下，此次提出的第八项反危机对策“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中，提高明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增加农民收入，这些措施值得重视，毕竟，急剧的价格下跌对国内产业的平稳发展和从业人员的收入是重大灾难。

　　我国农业和采掘业不少部门头顶类似于“谷贱伤农”的阴影正日益浓重。为了保证我国国内保持一定生产能力，维护经济安全，采取一定的措施是必要的。(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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