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英杰：标准化生活的代价很昂贵

　　作者：魏英杰

　　如果每天上网超过八小时，我敢保证，您已被列入最新定义的精神病人名单——据报道，我国首个《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在北京通过专家论证，网络成瘾正式纳入精神病诊断范畴。该标准有望报批后向全国医院推广。

　　问题就在这里。我并不觉得网络成瘾不是个事儿，不值得专家认真对待。不说天天挂在网上打游戏的玩家，最近还有些朋友迷上“开心网”等SNS(社会性网络服务)，整日边工作边在上面买卖“奴隶”、争抢“停车位”，乐此不疲。说得严重些，这的确已经称得上是一种病态。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个标准明显过于宽泛。专家称，网络成瘾分为网络游戏成瘾、网络色情成瘾、网络关系成瘾、网络信息成瘾、网络交易成瘾等5大类。如此而言，几乎所有长时间上网的人都成了患者。倘若一一收治，整个社会岂不成了大型精神病院？可见该标准多么地不靠谱。

　　假定网络成瘾会对个人(指具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下同)和社会造成一定损害，我们也必须界定清楚，这在多大程度上属于个人理性所承担的范畴，而不必假借社会通过制订标准来规范之。换句话说，将网络成瘾当作一种“病”，进而触发社会救济的力量，应当考虑到个人选择的因素。

　　毫无疑问，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只要这种生活方式不影响他人和社会，这是现代社会所应追求的进步理念。因此，只要个人有能力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社会也就不必过多进行干涉。而关于网络成瘾的临床标准，已经越过了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藩篱。标准的制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一种个人问题的“社会化”，——一旦社会普遍地将网络成瘾视作精神病的病征，个人就不免要被动地承受“标准化”的道德后果。

　　还好这仅是一家医院制订的“临床指导手册”，倘若该标准借由法律或行政力量实施，那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强制力。不难想像，借由社会强制力来干预个人生活，将意味着什么。有句名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在法律保护下的私人领域，如果不是个人主动寻求社会救济，这种社会强制力量客观上难免构成法律(或行政力量)侵害个人自由的手段。

　　更要看到，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的制订，不过是这个社会形形色色“标准化”运作的个例。虽说我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标准化”之中——比如各种法律、道德准则都可以视为“标准”，而且举凡“标准”必然涉及对个人的某种约束，但有些标准无疑是不恰当的、过度的、经不起法治检视的，因为其目的和作用不在于保护个人自由，而在于以社会利益为名侵害个人合法自由。最典型的莫过于前一阵子饱受争议的“看黄碟受罚事件”。

　　对公民生活进行严苛的“标准化”，将降低一个法治社会的含金量。所以，别看仅仅是一项临床标准，实则牵涉重大的、事关个人和社会命运的问题。这种“标准化”生活的代价，不能不说很昂贵。当然，我相信专家们或许忽略了这一点。至于如何进一步完善相关标准，不妨请专家们再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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